大足石刻历史沿革

　　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隶属昌州。公元885年（唐光启元年），昌州由静南县迁治大足。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地。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即在这近400年间完成。

　　现存大足石刻作品中，最早的为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大兴。

　　公元892年（唐景福元年），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在县城北龙岗山（今北山）营建“粮贮10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仕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07～965年间（时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为蜀国，史称前蜀、后蜀）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三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五世纪和七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八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自公元892—1252年的360年间（晚唐景福至南宋淳佑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公元892年晚唐景福元年外，其余均为公元1082—1252年北宋元丰至南宋淳佑的170余年间建成。

　　公元十三世纪末叶南宋晚期，因战乱石刻造像中断。至十五世纪末明代永乐年间，摩崖造像方渐复苏，一直延及晚清。公元十五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明、清两代）的500年间共有摩崖造像39处，其中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造像数量也不足今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20%。

　　公元965—1077年的百余年间（北宋乾德至熙宁年间），摩崖造像停滞，至今全县未发现一龛当时的纪年造像。此时寺院内供养石刻圆雕造像兴起。今有遗迹可寻或有文可征者，县东有大钟寺，县西有石壁寺，县北有延恩寺等多处。至20世纪80年代，仅大钟寺一处，就出土佛教圆雕纪年造像100多件。

　　公元1078～1173年（北宋后期的元丰至南宋初期的绍兴、乾道年间），大足石刻造像掀起第二个高潮。自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大庄园主严逊舍地开凿石篆山释、道、儒“三教”造像区起，县境内摩崖造像此起彼伏，先后开凿出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2处。南山、石门山造像区和北山多宝塔均于此间建成。始凿于公元892年的北山造像区，历时250多年，亦至公元1146年南宋绍兴十六年建成。

　　公元1174～1252年的70余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70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其间县境其他处造像基本停滞。四方道俗云集赵智凤座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成为中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

　　公元十三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兵燹。“五山”摩崖造像中，除宝顶山圣寿寺两次焚毁、两度重修外，摩崖造像一直保存完好。

　　“五山”摩崖造像建成后，除世俗装绚、培修外，直到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年，当地民众才在造像区旁增刻观音、山神、天公地母等少数几个小龛。现基本上保持了唐、宋时期造像的规模和风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简称“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间中国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佑十二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兴盛于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集释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佛头遭盗割

　　1995年6月4日，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一尊南宋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头部被人盗割。25天后，警方在成都将主犯王洪君抓获，并找到来不及出售的佛头。王洪君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于1996年执行。作为共犯的阳文德侥幸逃脱了警方的抓捕，并四处躲藏。2006年6月，大足警方接到举报，阳文德在重庆一建材市场出现。8月30日，警方通过布控，一举抓获了在建材市场打工的阳文德。

　　佛头现身文强家

　　2004年，大足石门山摩崖造像两尊石刻佛头被盗，警方接到报警后立案侦查。只是案子至今未破，佛头自此失去踪迹。2009年8月，专案组人员在文强别墅里“找到”了一尊失踪逾5年的佛头。为鉴定从文强处外收缴来的文物价值，重庆方面已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前来鉴定。

大足石刻文化价值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山（包括北塔）、宝顶山、南山、石门、石篆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石刻造像代表。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凸浮雕、阴雕五种，但主要以高浮雕为主，辅以其他形式。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四至五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六至九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就保存状况而言，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之一。

　　“五山”摩崖造像保存完好。全部龛窟与造像，除历史上对少数雕像肢体残损部分有过补塑外，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破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日常维修保护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以确凿文献、碑刻题记为依据，采用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五山”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基本上没有改变其环境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山”摩崖造像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状和风貌。

　　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是国内唯一真正的千手观音，约1006个。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三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500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其所显示的故事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对中国石窟艺术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处处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对中国佛教密宗史贡献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八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九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九至十三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公元九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中叶间（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宗教信仰的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的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大足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

　　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祇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

　　2007年5月8日，重庆大足石刻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历经近3年的前期勘察研究，结果令人忧心：石质、彩绘、金箔等34种病害侵蚀千手观音，受害面积达200多平方米。

　　2011年4月，千手观音开始启动全方位修复，思路是：先治本，即在不损坏表面金箔的前提下，加固严重风化的岩体；后治表，包括金箔回贴、彩绘复原、缺失部位补型等程序。国家文物局拨付了4500多万元经费。从那时起，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以及龙门石窟的修复专家，加上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组成了20多人的修复团队。他们将千手观音划分为上、中、下三层，逐一向下修复。

　　2021年12月24日，从重庆大足区获悉，经过两年多修缮，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小佛湾石窟室外遗存本体修复基本完成。

大足石刻所获荣誉

　　2020年11月18日，当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