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历史沿革

　　大同，古称平城，隶属雁门郡。地处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交界。背靠蒙古高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因刘邦北击匈奴被困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之史实而闻名。平城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武周塞扼据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据天下之背”(《读史方舆记要》卷44《山西·大同府》)，实为战略要地和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拓跋珪迁都平城之后，这里便成为鲜卑拓跋部的根据地，也是当时亚欧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型大都会。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起，经历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帝66年东征西讨，先后降柔然、荡漠南、吞北燕、灭北凉，结束了十六国长期割据的历史，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随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卷4《世祖纪下》)，我国北方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到来，向魏都平城大规模的移民和建设同时展开。从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至494年魏孝文帝再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首都和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96年之久。

　　佛教源于印度。公元1世纪即我国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经陆路传入中原，经过长期不断的演变，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佛教日益适应华夏民族的特点，逐渐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汉代的统治者普遍信奉道教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因外来的佛教教理也能被视为“清虚无为”之道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故逐渐为帝王所崇尚。北魏皇帝崇尚佛教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道武帝拓跋珪既好黄老，信奉道教，也阅读佛经，礼敬名僧。他下诏在京城（大同）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请赵郡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统辖僧徒。明元帝拓跋嗣亦如其父，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今甘肃张掖、平凉一带)，使凉州佛教东传，迎来了北魏佛教的兴盛期。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修塔建寺，象教弥增，僧人众多，甚至妨害了国家扩充兵源，于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毁灭佛法，致使“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魏书》)。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为巩固统治，下诏复法，佛教便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就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石雕造像即在六十多年(460-524年)的时间内建成。文成帝在和平初年(460年)接受高僧昙曜的建议，“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携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这就是云冈开凿最早的著名昙曜五窟(16-20窟)。

　　时代

　　历史沿革

　　北魏

　　公元460年，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音坛耀）开凿石窟，将其地址选择在位于平城西郊的“神山”武州山。开凿了五所石窟，现编号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为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460-465），兴盛于孝文帝都平城的太和年间（477-494），衰微于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后期（494-525），前后约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

　　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

　　辽金

　　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

　　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

　　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

　　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云冈石窟历史分期

　　云冈石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参照考古学家宿白的研究，依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云冈石窟可分三期。兹列表如下：

　　分期

　　年代

　　洞窟编号

　　形制与造像特点

　　第一期

　　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

　　云冈石窟16-20窟（“昙曜五窟”）；

　　根据主像内容和布局又可细分为两组：①18、19、20窟；②16、17窟

　　①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

　　②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佛、当今佛和未来佛）和千佛；

　　③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

　　第二期

　　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

　　可分五组：

　　四组“双窟”：

　　①7、8窟（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组，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

　　②9、10窟（略晚于7、8窟，大约为“太和八年（484）年，十三年（489年）毕工”的石窟）；

　　③5、6窟（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这组双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

　　④1、2窟（是一组塔洞。还包括未完工的第3窟，原为大型洞塔设计，但终北魏一代内部工程未完成，唐初利用未完工的塔身南面西侧开凿了倚坐大佛及其胁侍；雕造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上的小龛，集中在11、13和16、17等窟中。）；

　　一组三个窟：

　　⑤11、12、13窟。

　　此外，云冈最大石窟第3窟内外北魏时的主要工程以及11窟外崖面上的小窟和20窟以西的个别中小窟也属第二期。

　　①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但也有个别的类似第一期的椭圆形的草庐形式；

　　②有的窟内中部立塔柱；

　　③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

　　④方形平面窟的壁面雕刻都作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棋；

　　⑤大像少，且造型不如过去雄伟，但形象的题材多样化，流行雕出世俗的供养人行列；

　　⑥凸起式的衣纹，逐渐被简化的断面作阶梯式的衣纹所代替；

　　⑦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汉式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

　　⑧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在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东方化

　　⑨出现利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雕造小龛的做法，有单像龛、并列像龛以及重层的像龛；

　　第三期

　　公元494-524年

　　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4、14、15窟和自11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还有4一6窟之间的中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此外，第一、二期窟中，也多有第三期补刻的小龛。

　　①没有成组的窟，中小窟多，布局多样的小龛遍布云冈各处；

　　②洞窟内部日益方整，塔洞（4、5窟之间的未编号塔窟和39窟）、千佛洞（14、15窟）、四壁重龛式（约20座）和四壁三龛式（约30余座）的洞窟，是这时流行的窟式；

　　③窟口外面的崖面上出现了券面和力士等雕饰，这种雕饰愈晚愈繁缛。第二期布置在窟内的那样丰富而生动的浮雕场面，这时已很少见。个体形象中也没有出现新的式样，但造型愈来愈瘦削，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也越来越复杂。

　　太武帝(424~452)晚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北魏的统治开始衰弱。文成帝(452~465)继位，马上颁布恢复佛教的诏书，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恢复佛教是为了维持北魏政权，这是极为清楚的。接着，文成帝就“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454)秋，又敕有司在京师(平城，即今大同)“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自己)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文成帝以其帝王形象为蓝本雕造佛像，一方面为了祈求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冥福；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显然是在继续利用太武废佛(446)以前，佛教徒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欺骗手段，妄图借此缓和人民的反抗。公元460年，云冈石窟开始雕凿。《魏书·释老志》记录了开始凿窟时的情况：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携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五座佛像，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事件的一次重复。这次重复的工程远比五级大寺为巨大，反映了以文成帝为代表的日益虚弱的北魏统治集团，求助于宗教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洞窟——“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中的16~20窟。

　　文成帝恢复佛教后，昙曜为皇室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上述政治原因外，同时也有意地针对废佛前流传胡本无佛，“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的言论，而大力宣传佛教源远流长，所谓“释迦前有六佛（过去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当今佛），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未来佛），方继释迦而降世”。昙曜这后一目的，是和他在462~472年间，在云冈一再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的工作相配合的。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北魏佛教特重禅法，太武废佛之前，凉州高僧玄高“即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昙曜也向“以禅业见称”(均见《高僧传·玄高传》)，而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谛观的主要形象，因此，昙曜设计的这批最早的云冈石窟，也兼有广聚沙门同修定法的目的。

　　公元465年，文成帝死后，各族人民不断起义。471年孝文帝即位后，青齐一带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厉，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如实地反映了北魏统治集团对自身安全的极端忧虑。这一阶段，即云冈石窟的第二期。其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北魏云冈，以此阶段为最盛。《水经注·水?》“武州川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应该就是从这一期晚期迄第三期开始时的云冈情景。

　　第二期石窟和龛像的急剧增多，反映了文成帝以后孝文迁洛之前这一阶段，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大唐内典录》卷四记“恒安郊西谷东石碑具在，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资赋，并成石窟”事，主要应是指这一期的情况。第二期窟龛的现存铭记，除皇室外，还有官吏(如《金碑》所记的钳耳庆时)、上层僧尼（如17窟造三像龛的比丘尼惠定）和在俗的邑善信士（如11窟造石庿形象九十五区的邑善信士五十四人）等，表明这时云冈已不限于皇室开窟；窟龛的造像内容，进一步说明云冈这时已成了北魏京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的场所。如果说云冈第一期造像作为僧人禅观的对象还不甚明确的话，第二期窟龛的形象就十分清楚了。特别是在面积较小的范围内，把主要佛像集中起来的小龛的形象，表明禅观这个宗教目的尤其明显。这时窟龛不仅继续雕造禅观的主要佛像，如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并且雕出更多的禅观时所需要的辅助形象，如本生、佛传、七佛和普贤菩萨以及供养天人等，甚至还按禅观要求，把有关形象联缀起来，如上龛弥勒，下龛释迦。这种联缀的形象，反映在释迦多宝弥勒三像组合和流行释迦多宝对坐及多宝塔上，极为明显。这样安排，正是当时流行的修持“法华三昧观”时所必要的。可能是“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续高僧传·昙曜传》)的第3窟，有人怀疑它是昙曜雕凿的大型禅窟，这个怀疑，由于3窟上部发现了弥勒窟室，有了更有力的佐证。坐禅入定，急需“次后作佛”（《妙法莲华经·从地涌出品》）的弥勒决凝，以求往生包括兜率天在内的佛国净土。下边开凿巨大的禅窟，上部单独雕出一个弥勒形象，显然是为了禅观的需要，因此，在这一期石窟主像的布置上，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就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石窟和禅观联系密切，这期不少窟室的窟口和明窗的两侧雕出了“树下坐禅”。推测是孝文帝兴凿的5、6，7、8两组更为突出。看来，这很可能是当时有意树立的禅定的标准形象。修禅宜僻静，“高祖（孝文帝）践位，显祖（献文帝）移御北苑……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魏书·释老志》），“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凿仙窟以居禅，……或步林以径行，或寂坐而端宴”(《广弘明集》卷二九高允《鹿苑赋》)。佛陀禅师至魏平城，孝文帝敬之，“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续高僧传·佛陀禅师传》）。云冈环境，处崖边水旁，正适禅寂。北魏统治集团自文成以后，特别在孝文时期，在云冈为佛教徒建立了一个习禅的重要地点，可以无疑。

　　当时的习禅僧人有的是为宗教所欺骗，祈求“解脱”；但更多的是“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也有的是像“承明元年(476)八月，高祖（孝文帝）于（平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献文帝）”那样，被皇室大族为了自家做功德所度舍；当然也会有像以后一些上层“僧尼辄度他人奴婢”，或是“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的。

　　我们对照当时已译出的《禅经》），结合云冈的具体条件，可以估计那时云冈集聚了不少如上所述的各种禅僧，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为佛教上层禅师所摆布，被强制地摒除所谓尘世欲望，着魔般地按规定顺序，就窟龛观看各种石像，然后分布于水边、树下、崖间、龛内等幽静之处，打坐苦忆所观的形象，如果苦忆不出（不能入定），就要一遍一遍地再度入窟就龛观像坐禅，实在解决不了，就得请求弥勒决疑。弥勒地位在这期不断提高，正反映了禅僧们的极端苦闷。坐禅僧人就是这样经年累月，冥思穷想，精神极度疲惫之后，于是朦朦胧胧，有若弥勒面奉，释迦现前，千佛授手，七佛见证，或是涌现宝塔，化佛遍布，恍恍惚惚，而渐入幻想中的佛国，终于神经错乱而成为统治阶级残酷统治的牺牲品。总之，第二期石窟清楚地表明当时自皇室以迄上层僧尼和所谓的“邑善信士”的统治阶级，浪费大量人力、物力，雕窟龛，造佛像，甚至广度僧尼为他们祈求福田饶益，而广大劳动人民则为他们输租调，服劳役，甚至被强迫出家为他们做功德。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阶级压迫图画，就是第二期石窟所反映的当时北魏社会的最真实的形象。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迁洛，平城仍为北都，云冈作为佛教要地尚在继续，凿窟雕龛并未少歇，尽管大型窟减少了，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云冈崖面，甚至向西一直延续到云冈以西三十里外的焦山南坡。这种迹象，说明当时北魏北部地区的阶级关系与北魏其他统治区一样，不仅未因迁都而缓和，反而更加激烈了。据《金碑》所记，云冈铭记纪年最晚的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这个记录与现存窟龛情况相符合。

　　第三期中小窟龛的发展，表明迁洛以后的北魏晚期，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现存铭记中，记录窟主官职最高的是从二品散侯爵位的从三品冠军将军（38窟口外上方吴忠伟为儿子华□侯吴天恩造像铭中的吴天恩），小龛龛主最高的是四品下阶的常山太守（11窟明窗东壁太和十九年妻周为亡夫田文虎造释迦弥勒龛铭中的田文虎）。铭记最多的大都是没有官职的佛教徒，他们有的称清信士(如19窟右胁洞后壁下部延昌四年造像铭中的清信士元三)，有的称佛弟子(如11窟西壁太和二十年造像铭中的佛弟子某)，也有没有称谓直接镌刻姓名的(如27B窟东壁惠奴造像铭)。凿窟龛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亡者祈冥福，也有的是为生者求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延昌正光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托生净土”（4窟南壁正光?年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铭）和“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见19窟上引清信士元三造像铭)之类的新要求。这说明北魏晚期佛教中的净土崇拜已渐泛滥，并流播云冈。此外，18窟窟口西壁镌刻了“大茹茹……可敦”的铭记，表明平城佛教这时更进而影响了北方的柔然族。宗教的广泛蔓延，是当时社会极度黑暗的反映。第三期窟龛在形象上，更向符合禅观的方面发展：一部分雕出了有次序的“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主要内容，如上述四种类型中的前两种，即塔洞和千佛洞；另一部分即四种类型中的后两种，四壁重龛窟和四壁三龛窟。这两类石窟，既延续第二期释迦弥勒并重的趋势，又集中雕出《禅经》所提出的幻想的主要形象，同时石窟的规模又日趋低小，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两类石窟，特别是只可容纳一人寂坐的四壁三龛窟，实际就是为了僧人禅居所开凿。

　　这一期小龛出现释迦多宝对坐与弥勒并列龛：流行双塔对峙龛：重层龛也加重了释迦多宝与弥勒的联系；见证深定的七佛也在小龛中出现。这期小龛的内容，和上述四类洞窟同样强化了禅观的气氛。第三期窟龛的这种设计，更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是为了僧人更易于进入幻境（入定）而布置的特点，同时，有力地说明，当时云冈习禅之风已臻极盛。坐禅僧人的数字自然要有显著的增加。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略而计，僧尼大众二百余万矣”(《魏书·释老志》)，“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魏书·李孝伯传附从孙玚传》）。出家当僧人，并不能真正逃避官府的控制，永平神龟间(508~519)，一再申令：“如来阐教，多依山林”，僧众不得“游行民间，乱道生过”；甚至编造“（洛阳）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具说过去之时，……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为。’……（灵太后因）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等鬼话，威胁利诱，迫使“京师比丘悉皆禅诵”(《洛阳伽蓝记》卷二)。这些记载，提供了孝文帝以后，宣武、孝明时期佛教泛滥的一般情况，特别是指明僧人的主要来源，这时已转移到“实避调役”的编民方面。因此，尽管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卖劲地提倡佛教，强化僧规，但从中原到北方广大地区的入道沙门，不仅“不能改肃”，而且愈来愈多地进行各种反抗，甚至冲破重重枷锁，参加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当时云冈虽然没有留下僧人起义的记录，但正光四年(523)围绕平城的六镇镇民已相率起义，“执（武卫将军于）景杀之。……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梁纪五》)，后三年即孝昌二年(526)，“流民寇恒州……陷平城”(《资治通鉴·梁纪七》)。可以推断，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云冈居禅的妖雾顿时消散，统治阶级精心建立的佛教“圣地”顷刻崩毁。《金碑》所记“验其遗刻”，“终乎正光”，极盛一时的云冈，终于在如火如荼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沉寂下去了。

　　关于北魏统治者长期强制向国都平城聚集人力、物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可参见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