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阳书院书院概况

　　碧阳书院创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即公元1563年，就城南儒学原址扩建而成，因地处碧山之阳，名碧山书院。明朝天启时毁塌，崇祯时修复。清乾隆时，撤书院，儒学复移城南。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知县吴甸华复建碧阳书院于迎霭门外（今黟县中学校址），有祠宇、讲堂、书舍等共110余间。复建耗费白银2.9万两，全部由乡绅捐赠。其中西递乡绅胡尚熷曾一人则独捐1.8万两。

　　现存的书院建筑是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复建的。它坐落在黟县县城以南迎霭门外的山头上(原在县城南，因地处碧山之阳，故为碧阳书院。)这里古树参天、古建成片，既无闹市之繁杂喧嚣，又可隐隐望见县城街道，其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办学读书的理想之地。

　　据史料记载，书院有朱子殿、崇教词、书斋词、尊道堂、诚意堂、正心堂、修身堂、迎蔼堂、敬义堂、致知堂、观善堂等祠宇、讲堂、书舍共一百一十余间，崇教祠、致知苑、泮池、碑廊、古树等明清名胜古朴雅致。而如今保存完整的便只有这书院的“崇教祠”了。以及《碧阳书院院规》、《新建碧阳书院记》等古牌刻7块和“尊道堂”大型金字古匾等，皆为珍贵的古文物。这镶嵌在崇教祠里的石碑，铭刻着书院的管理内容，包括细微的收支账目。

碧阳书院历史传承

　　碧阳书院，坐落在黟县城迎霭门外的山头上。这里古树参天、古建成片，既无闹市之繁杂喧嚣，又可隐隐望见县城街道，其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办学读书的理想之地。即使到了碧阳书院已经没落后，依然有很多学校在此基础上办学。如碧阳高等小学堂、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省立四临中、黟县五七大学、黟县中学。

　　碧阳高等小学堂时期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书院改为碧阳高等小学堂。改成碧阳高等小学堂以后，便为公立（县立）。正因为如此，舆论普遍认为名不符实。大多数百姓认为，虽然改成了学校，仍应该坚持私立性质。学校校长人选也应该由教育会推选为宜。这股舆论一度左右学校办学。直至民国二十一年春迁徙入黟城考棚，复迁孔庙，即如今的实验小学校址。

　　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时期

　　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东吴附中（黟校）、复旦附中（皖校）就曾办学于这里，先后长达八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八年间，东吴、复旦不但为沦陷区和徽州培养了许多毕业生，而且开创了黟县兴办中等教育的先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苏州相继沦陷。时任上海东吴附中教师的黟县人叶芳珪约同孙蕴璞、张梦白、周瘦鹃、程小青等多位知名教授、学者来到黟县躲避战乱，同时到来的也还有不少沦陷区的大中学生。另外，在外地任教、求学的黟县人也纷纷回转家乡，其中吴道存、汪玉春、舒耀宗、汪学纯等都系本土乡贤名达。一时间，向来寂寞的古黟山城，成了众多文人学者荟萃之地。

　　次年春天，这一群逃避战祸的文人就在碧阳书院筹办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这些知名学者在黟县只待了一个学期，暑假便接到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的通知，于是不少人纷纷离去，东吴附中也就随之迁走。

　　学校虽撤走，但在东吴附中教书、读书的不少徽州人，还有一些江苏、上海等沦陷区的师生却没有离开黟县，因此县城中失学、失业的青年也就陡然多了起来。在此期间，一批上海复旦大学的师生也避难于此，恰逢暑假，他们便在黟县开设了复旦暑期补习学校。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时期

　　东吴附中迁走后，复旦大学的谢小鲁、马吉先等以及原东吴附中未迁离的教师，就在东吴附中原址——碧阳书院里，在复旦暑期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办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起初，一点经费都没有，负责后勤的是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黟县人汪介民，他回到家中，动员做“源丰南货店”老板的父亲捐出二百元作为开办费，以解决燃眉之急。

　　开办学校的备案手续办理是十分繁琐的，更何况又在战乱中。按政府规定：开办私立完中，要有不动产数百亩学田以及为数可观的一笔开办资金。这个规定对于一批流亡的穷书生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条根本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为了绕过这个备案手续的繁文缛节，就决定采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名，并由曾任复旦大学校长英文秘书的黟县人吴道存远赴重庆，征得了已经内迁的复旦大学本部同意，皖南行署才批准备案。得到了政府认可，学校的经费就有了着落，也就保证了学校能长期办下去。

　　学校聘请了一些有任教能力的教师，其中不乏有一些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如马吉先、黄文望、章渭煊（进步教师，解放后任浙江省九三学社领导）、蒋蘅、（地下党员，绩溪病故）曹新安（地下党员，后于泾县遇害）、吴道存（后回复旦大学任教、全国中学英语教学知名专家）、叶方珪（后为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常委）、汪学纯（后经董必武介绍赴延安、曾任米脂中学老师、吴玉章秘书）等。

　　9月，复旦附中正式开学上课，设立了高一年级一个班，初中三个年级四个班。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商业班。共招收了一百多名学生。开始时学生主要是当地人和留在黟县未离开的沦陷区东吴附中学生。以后，逐日发展，近有徽州各县和贵池、芜湖、青阳东流、至德学子，远至上海、北京、江西、浙江等地的流亡失学青年。学校到第二学年期末（1939年），初一到高三共有10个班级，学生增加到400余人。因办学成绩显著，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嘉奖，复旦大学本部亦以书面慰勉。

　　黟县虽是僻远小山城，但抗日救亡运动同样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复旦附中建校后，从沦陷区来得青年师生身受日寇的蹂躏，离乡背井，流落他方，抗日救亡情绪尤为高涨。学校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等学生组织，一边读书，一边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办报刊、出墙报、开展歌咏活动、排演抗日话剧，有力推动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不但多次深入四乡，还利用假期到太平、石埭、青阳、甚至贵池、至德抗敌前线一带巡回宣传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据地下党员、音乐教师兼学生课外指导章渭煊先生在八十年代回忆说：“有一次在青阳陵阳镇露天演出，忽遇大雨，群众宁愿淋雨也不肯离去，师生们也就冒雨坚持演出，当时情景十分感人。”

　　当年的皖南，在日寇飞机的直接轰炸和日寇军队的封锁威胁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办学条件也就更加艰苦了。当时，遇到的困难再多，大家的办学热情还是高涨的。教学仪器奇缺，师生们自己动手做；教材课本不够，同学们就相互手抄。以致迄今在老徽州一带，偶尔还可以收集到当年复旦学生手抄的教科书。生活上有时连盐也难以保证供应，师生们却也还是无怨无悔，正如在他们校歌中写的那样，在抗战中“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虽然是战时，但复旦教学工作一刻也不放松，学校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各项讲课、听课、作业、批改、考核、升留级等制度。晚上没有电灯，晚自习就在书院的大讲堂里点起几盏汽油灯，师生们集中在一起，学生学习，老师备课、改作业。抗战几年中，皖南唯一的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复旦附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复旦附中后几年毕业的学生，有不少都考上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录取率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在复旦的师生中，也聚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党组织。学校里进步的教师也比较多，进步的学生也不少。因此头几年，学习风气是浓厚的，抗日活动是活跃的，整个学校呈现出勃勃生气。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通过学校当局对全校师生加紧了控制，大力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县党部、三战区派出特工人员混在师生中，监督进步师生。通过训导处用体罚、禁闭等手段打击进步学生，干扰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破坏学校地下党组织，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遭到逮捕和驱逐。这一切并没有吓倒学校的爱国师生，抗日活动依旧进行，并且利用伙食问题，闹起罢课学潮。学生占领了学校，把负责人和军训官都赶跑了，此时不但惊动了皖南行署，甚至引起教育部的关注。

　　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复旦附中也完成了它在黟县碧阳书院的办学使命，先是迁至宣城，随后归回上海本部。

　　“祖国前哨，皖南心脏，群山环绕，古黟城郊，集合着一群年青的学子，汇流着一道前进的思潮，物质我们虽不够，精神却无比的坚强............我们在抗战中生长，我们要在抗战中光大发扬（《复旦三周年纪念歌》陀夫词，唯行曲）”八年抗战，八年兴学，复旦附中在古老的碧阳书院至少培养出了千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六十年后，重返碧阳书院的复旦学子们在纪念碑上镌刻道：“时值物资奇缺，条件极差，然教师艰苦教书，学生认真钻研，英才迭出............”。

　　省立四临中时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日寇加紧了对安徽等地的空袭，芜湖、安庆等城市的机关、厂矿、学校和商店等先后往内地疏散。为了培养人才，解决战时大批中学生入学问题，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曾决定，将安徽中部地区原有的中等学校，混合建立四个临时中学。其中芜湖、贵池等地的一部分师生被集中到了至德县（东至县南）境内，设立安徽省第四临时中学，简称“省立四临中”。

　　1938年5月，鉴于设在金寨县砂流硐村的省立一临中遭受日寇飞机轰炸，死伤严重的情形，6月中旬，安徽省教育厅急忙通知全省各地中学提前放假，全体师生迅速往湘西吉首等处转移。省立四临中因为设立在偏僻山区，消息不灵通，而且交通不便，故迟迟没有行动。直到1938年农历5月份，日军已经逼近安庆，在四临中的校园里，已经可以听到激战的隆隆炮声，空中也时有敌机侵袭，再加上有消息说安徽其它临中已流亡到了汉口，于是四临中师生在校长桂丹华先生的带领下，向后方转移。由于行动迟了一步，原先设计的线路已被敌人切断，所以只得绕道山路，交通极为不便，运输更加困难，流亡时间拉长，加上行动仓促，因此公私财物沿途抛弃甚多。

　　经过三四天的辗转，师生们到达祁门县历口镇。在此休息了两天以后，又转移到了黟县的碧阳书院。

　　碧阳书院是黟县文化的据点。清朝道光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以后，书院资产归属黟县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至此仍然保护完好有祠宇、书舍、讲堂等一百三十余间，还有花园、池塘等。宽敞的房舍，优美的环境使长途迁徙的师生暂解了奔走的劳苦。更因为黟县地处皖南深山腹地，暂无敌寇入侵的危险。在广大师生的一致要求下，四临中打算除毕业班外，其余同学均拟在此长驻继续学习。为此，桂丹华校长专派教务主任叶孟安等一行，到屯溪向皖南行署请示。

　　但有关方面负责人认为，当时黟县碧阳书院已由东吴大学孙蕴璞、沈祖懋陈海澄等先生创办有东吴大学附属中学黟校，招收有各地流亡学生近两百人。同时复旦大学佘凌云、谢小鲁、朱启林等先生也正积极筹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皖校，同年二月，已报安徽省教育厅备案，开学在即。如果省立四临中仍滞留碧阳书院，师生过于集中，恐不安全。另外，数校云集，校产分配也不便操作，特别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因为风俗习惯等诸多原因，时有争执与矛盾（这在《复旦三周年》一书中有所反映）。所以省立四临中还应按计划继续迁移去湘西。因此，四临中在碧阳书院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踏上征途，向省外移动。当时的学生中，凡家在皖南的一部分相继转入复旦附中继续学习，其余的学生大都随学校流亡。

　　约在当年农历七月，四临中从黟县出发，经过屯溪流亡至浙江兰溪，后改乘火车到了长沙，最后至湖南洪江镇落脚安顿，师生全部归并国立第八中学工作学习，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黟县五七大学中学部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黟县革委会决定黟中撤离分迁到各公社、镇办学。1969年首批教师下放各公社创办中学。原黟中仅留一个小组看门，致使黟中教学设备、生活设施受到一定损失。黟中原址两间教室一幢女生宿舍被原黟县向阳镇借用开办“向阳中学”，招生一个班50人，学制二年，春季始业，入学不需考试，而由“贫下中农推荐”。

　　1970年原黟县向阳镇办“向阳中学”与红旗公社办“红旗中学”合并为“向红中学”，改由黟县革委会直接管理，计划招生二年制初二，一个班，三年制初二，三个班，共约学生200人。自此以后，初中学制又改为三年。由于片面强调“五七”指示中的“兼学别样”。这一年师生劳动时间几乎占教学时间的一半。四个初中班计为县茶场采茶三万多斤，为校农场种水稻三十多亩，还种有油菜、黄豆等。同时开辟篮球场两个。同年2月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4月，政治大清查指挥部成立；9月，在黟中校址基础上，成立县的“五·七”大学开学。

　　1971年县革委会决定将“向红中学”并入黟中原址办的“黟县五七大学”，改校名为“黟县五七大学中学部”。直到1972年根据县“四五”规划，向阳、大寨、横岗、钟山学校初中班并入黟中，恢复“安徽省黟县中学”校名。

　　安徽省黟县中学时期

　　抗战烽火燃烧的1944年，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黟校）、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皖校）的基础上，安徽省黟县中学正式建立，初名黟县县立初级中学。于1945年迁入碧阳书院，解放后，改名为皖南区黟县初级中学。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黟县初级中学。1958年开始设立高中部，更名为安徽省黟县中学。文革期间学校一度解散、合并、改制，1972年春恢复安徽省黟县中学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