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津书院书院简介

　　益津书院位于霸州市区益津中路东侧，国家A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19740平方米，由开放式文化广场、书画院和展厅三部分构成。

　　文化广场设有牌楼、影壁、套方庭、游廊等，影壁正面及背面分别饰以“千载文风”和“益津八景”（霸台朝阳、老堤晚渡、环城烟柳、堂淀风荷、东庙波光、苑口秋涛、盐池春鸟、北楼山色）浮雕。

　　广场南北两侧建有套方亭4座，中以游廊相连。书画院为北方四合院联体结构，院中央镶嵌古霸州城微缩实景，四围回廊环绕，并由书画创作室等20多个艺术活动室组成。展厅位于书画院北侧，为钢结构，屋顶、外墙面饰以仿古砖瓦，内部空间面积1269平方米，布展面积可达2500平方米。

益津书院书院历史

　　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霸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地灵者，霸州地处冀中平原腹地，气候温和，平原广袤，沃野千里，物产富饶。人杰者，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霸州处其中心，历来传统文化熏陶其中，文化香火，绵延不断；又系京畿重镇，与国都腹背相依，往来便捷，政治文化氛围得天独厚，故自古民风朴雅，人才辈出，“人文之盛，甲于畿辅”，历来是孕育造就国家栋梁、学术精英、社会贤达的摇篮。如元之郝经、明之王遴、清之郝惟讷，均系当时国家重臣；教育家高步瀛、翻译家张采真，更是霸州近代的光荣。霸州优秀儿女，彪炳于青史者，不可胜数。而现今的文化名流，亦如午夜繁星，灿烂辉煌。

　　霸州之所以人才辈出，惟教育使然，霸州历代英豪正是培养教育的结果。古代教育有多种形式，有官学，有私学，更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书院。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开发民智、化育人生和学术研究等多方面职能。书院源远流长，有千年的历史，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书院的学风特色是强调德育，提倡学术创见，开门办学，尊师爱生等，是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一颗明珠，起到了替代官学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构成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气候。

　　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辉煌于明清。至清光绪二十七年，始为新学堂所取代。而学堂又是书院的延续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也可以说，新学堂教育使“书院”获得了新生，现阶段的书院职能又有新的扩展，由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性质，而变为学术交流、成果荟萃的文化殿堂。

　　“书院之设，莫胜于元”，霸州之益津书院，正是在元朝大兴书院的大气候下应运而生的，从此沧桑七百载，翰墨流香，弦歌不绝，成为河北省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书院。

　　益津书院的创建

　　追溯霸州历史，益津书院始建于元朝至顺二年（1331年），宫家庄（宫岗村，今属河北省雄县）当为书院之摇篮，而宫君祺当为益津书院之鼻祖。

　　宫家庄位于霸州城西十五里，坐落在大清河北岸。古时候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饶。高上处盛产高粱、谷子、小麦、玉米，低洼处荷塘淀泊密布，又有莲菱鱼米之获，民生殷实，民风清纯、质朴。宫君祺是本村士绅，学识渊博，为当时的大儒，曾任职于昌平侯馆。他不汲汲于个人仕途，而以为家乡育才、为国家造士为其雄心宏志。他殚精竭虑，策划经营，以村中一处闲地，建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庙学，曰“宣圣庙学”。

　　宣圣庙学占地约五亩，建房十数楹。建筑朴实而典雅大方。正面有供祭祀圣贤先哲的大殿，两侧幽静处为教授学子的明伦堂、讲堂、诵诗堂，皆青砖碧瓦，飞檐翘角。西侧建有尊经阁（藏书室），东侧有沐浴室、膳室、库房等。整个庭院殿堂亭阁赫然，甬道廊庑咸备，布局严整，肃穆庄严，更有松、柏、槐、柳掩映其间，清幽明丽而豁朗。当时各地庙学或书院建在依山傍水、风光秀丽、清雅幽静的地方是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为的是营造一种书斋的幽静高雅气氛，这和士人追求清高脱俗、独善其身的生活理念不无关系。

　　正殿上手供奉着孔子塑像，朔望参拜，执香行供。学子们每天清晨，都要向孔子像行礼，拜圣人像，学圣人书，以圣人言行为做人楷模。严格肃穆的礼拜仪式也是一种感性教育，“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虔诚肃穆的祭祀典礼中，使学子们耳濡目染，逐渐培养起对先贤的尊崇和敬仰，进而思索他们的功德和业绩，引导士子们见贤思齐，在思想上树立起高大尊严的人格模式，一生遵循恪守圣人之道，进德修业，卓然自立，以期辉煌。“彼知舜之当祭，必知舜之当法”，书院祭祀的对象就是学习的榜样，它对学生的激励作用，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益津书院的前身——宣圣庙学，起初只是汇集宫岗及附近几个村的学子，肄业其中。以后文风日盛，学子日多，在整个霸州，广有影响。再后，庙学师资提高，名人荟萃，远处学子亦慕名而来，宣圣庙学空前兴旺，不久遂正名为益津书院，成为霸州名流学者讲经论道之所、广大文人学士向往之文化圣地。据说，霸州人考举秀才，都要经过这里审定。这里平日书声朗朗，琴韵悠扬，加之香烟缭绕，文气氤氲，宫家庄一时名噪遐迩。而创办书院的宫君祺，以其拳拳之心，兴盛了教化，改易了风俗，造福乡里，贡献国家，更为众人所敬慕。

　　宣圣庙学建成之初，宫君祺为将这承宣德意、“礼之以义起”的善举传之后世，以示永久，又亲自奔走京都，请奎章阁侍书学士虞伯生为之著文。虞伯生当即把任务交翰林黄溍来完成。黄溍对宫君祺兴教育、办庙学（书院）的义举，深为赞誉，认为这是一件比当年鲁国建泮宫更为伟大的事，于是欣然命笔，写出了《宣圣庙学记》一文。文章对宫君祺办学过程只略述其概，而对书院教育的意义却有言简意赅的论述。该文刻碑存于霸州文庙，因之能传到今天，使我们得以获悉益津书院之滥觞。

　　宫君祺所建益津书院，曾一度红火如炽。其后约二百年，书院的情况无史可考，在此只好阙如。中国历史至明初，官学兴盛，书院陷于沉寂，正德年间，书院再度复兴。至明朝中叶，当朝倒行逆施，曾发生了四次对书院的禁毁事件，尔后，书院又历经多次兴衰沉浮。在禁毁中，“巅无安巢，渊无恬鳞”，书院之毁于兵火者比比皆是，宫岗之益津书院未能幸免。就是在这一时期，作为霸州文化史上一颗灿烂明珠的益津书院消亡了。而在其旧址上，兴建了真武庙、宁泉寺以及道观。而道观和寺庙也抵挡不住岁月风雨，各有自己的兴衰史。嘉靖丙辰岁次（1507年）重修真武庙的碑文中说：“此地原系益津书院，其庙阅历年久，或为风雨之所，摧折践踏，废坠委弃，倾圮颓败”，而“内宦监官崔璋，邀会致仕官高儒等，喜舍金帛重建之”，真武庙才得以“延万世之香火，累世之始誉，永其传焉”。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家庄的真武庙精舍、道观、宁泉寺的佛所等，也在历史烟云中销声匿迹了。纵如此，有关益津书院的记忆，已经深深留存于宫家庄人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里，经久不息。

　　益津书院的第一次易地重建

　　文化的兴衰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趋向，而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文化又常常为政治所左右，处于从属地位。

　　益津书院始创至今，历经七百个春秋，因官方禁毁、当政之人员变动、资金不继、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曾数次走向低谷，后来兴而又衰、衰而再兴，多次沉浮。益津书院的历史沿革，更因史料被岁月湮没，多有缺失，今人只能攫其概要、管中窥豹。

　　益津书院的两个断面，是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两次易地重建。

　　明朝开国之初，皇上以兴贤育才为要务，颁旨广建书院。圣旨一下，四海响应，镇守霸州的兵备钱藻，遂仰承德意，尽心为国造士。

　　“钱藻，江苏如皋人，进士，万历元年任霸州兵备副使，才犹精练，俯念民躬百计，区画修筑东南大堤一百二十里，水不为害，又建益津书院，群隽数辈肄业其中，手为评校，先后俱脱颖去。去任之日百姓遮留，悬匾北城楼上，复肖像栲栳圈与兰州陆坤并祀。”

　　当时霸州城内东北隅东岳庙前，有一处闲置馆舍，因多年废弃，早已是残垣败壁，满院荒草野莽，房舍倾圮湫隘。万历元年（1573年），钱藻下令，清整院落，修葺房屋，经过全面修缮整饬，在这里办起了益津书院。选拔霸州各村优秀子弟，来院学习。他深知，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因此他聘任书院讲师十分严格，一定要才厚德广、博学多识之士。他对师资考核也“日省月试”，极为严格。钱藻兼任山长，为书院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又在经济上保证了书院的运行，讲师和生员都“饩馔丰旨”，使之勤恳于学业。书院录取学生限于名额，学生在待遇上遂有廪膳生、增广生和附学生之分。在明代，廪膳生每人每月有廪米六斗以补生活，清代则每月发廪银四两，故名廪膳生。增广生是实额以外录取的，无廪米。后来名额再增，称附学生员。层次明确，制度森严。

　　书院始兴，霸州郡守郝鹤铉（绥德人），常于政事繁忙中到书院视察，与老师们过从甚密，相如友好，交流学术、切磋功课，有力地协助着钱藻，把书院办得有声有色。在钱藻和郝鹤铉的共同关心和督导之下，书院蒸蒸日上。讲师们克勤克俭、鞠躬尽瘁。学子们也都力求上进、学业有成。“虚者实，怠者勤”，在不长的时间内，益津书院为国家培养造就了许多有用人才。书院重视德育，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贯彻和践行着孔子的教育理念，对学生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学习儒家经典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提倡实事求是、因材施教，提倡联系实际，以儒教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熏陶培育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所以益津书院毕业的学子不论职位高低，皆熟稔诗书，精于礼仪，品德高尚，在乡里乡外享有极好的口碑。如杜允继、王乐善、胡永定、于尚綗、勇慎等人，有的是进士、举人，有的是孝廉、秀才，有的做了国家的忠臣清官，为家乡增光添彩。

　　“王乐善，尚书遴子，立身方正，质行粹白，宗亲爱慕，士庶悦服。父遴，家教甚严，时时谕以纪纲法度、礼义廉耻，乐善服膺不替动，以圣贤自期。州人咸以国有良臣、家有令子深为其父庆。年二十七举于乡，四十岁成进士，除授行人，奉诏使赵、使吴，劳于王事，染病回京，升吏部验封司主事。乐善每有家书，辄以时事多艰为虑，而忧国忧民之志，未尝少懈。丙申年卒于京邸，讣闻，州人哀痛，久而不忘，遂公请上宪申达，奉旨崇祀乡贤。著有《扣角集》、《鷃适轩诗集》。”

　　再如后来中了进士、忠言直谏的霸州东关才子刘为楫，也曾在益津书院蒙受诲迪。“刘为楫，赐进士出身，文林郎都给事中，侍经筳官前刑科都给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初入词林，出为都谏章数十上，皆国家大计，比计群吏鉴空衡平会争东宫册立以相臣不可有权之疏，上谪辽左苑马主簿，即日就道搢绅名公，侈为歌咏以壮其行，大司马王恭肃公遴特为赠言，天启朝赠太常正卿。”

　　当时益津书院因其人才济济而声名远扬，其兴旺程度已堪与福建的武夷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相媲美，从而跻身全国闻名的书院行列。

　　明代郡人田皓（少卿）留下了著名的诗篇赞颂益津书院：“益津书院久知名，兴作当年最有情。千载文风凭接绪，一时英俊赖陶成。”

　　后来钱藻和郝鹤铉相继调离霸州，益津书院日趋萧条冷落。二十年后，竟至完全废止。虽房舍屋宇仍在，然已是满院榛莽蒙翳，墙垣废倾，书舍冷寂了。“济翔之范不临于堂，弦诵之声不闻于舍，惟夕阳蝉噪、夜雨蛙鸣而已”。这是刘为楫对当时书院情况的描述。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霸州又调来兵备顾云程（字襟宇，江苏常熟人）、守郡钱达道（字培垣，江苏常熟人）。这两人皆崇儒重道，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对振兴书院怀有强烈责任感。上任伊始，就下令重新整顿颓败的校园，选拔学生、聘请讲师，对书院全面起敝维新。就像当年钱藻、郝鹤铉二公一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不但使书院恢复了原貌，且有新的创见。“昔也荒废如彼，今也仑奂若此，师生有所依，教养有所设”，又可期淳美风化、辈出人材了。

　　回顾这段历史，钱藻、郝鹤铉二公是创始者，顾云程、钱达道二公为继承者，他们都为益津书院费心竭力，做出了贡献，历史功勋都是一样显赫的。

　　益津书院的第二次易地重建

　　建于城内东岳庙前的益津书院之香火，虽处于忽明忽暗之中，但总算维持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州许本铨首先拿出自己的薪水，又倡率学正张廷柏、郡人崔廷诏、刘元梁、勇书常等人，劝谕全郡的绅民捐资重建益津书院。在霸州东关大街购置了一所宽阔的民房院落，把原在城内的益津书院搬迁至此。于是，东关就成了益津书院民国前的最后归宿了。

　　民国八年《霸州志》记载了许本铨事略：“许本铨，湖北天门人，拔贡，道光十九年署篆，虚已下士，奉法爱民，庚子岁捐钱四百缗，倡率士民，创置益津书院，始开课肄业，膏火奖赏各费均捐俸备办，生童试卷皆亲自校阅，指授多方，是科获隽二人，文运为之一兴。”

　　据文献载：益津书院坐落在东门外西街，座西面东，东向大门一间，门匾书“益津书院”四个大字。书院分三个院，进门一个大院，正面是讲堂五间，额书“养根堂”。南北配房六间，仪门一座，门房一间，南斋房四间。南院东向有街门一间，门南边有东厢房两间，南房三间，敞棚两间。北院有便门两间，西房两间。讲堂后面还有一个院，有西房六间，房南有夹道后门一座，后门外边就是城西曹家庄的香火地四十八亩，每年的地租钱全部作为书院的岁修之费。

　　咸丰五年（1855年），经费紧张，知州赵瀚（云南昆明人）捐出自己的俸禄，为书院添置了方桌六十张、方凳一百四十张、小凳五十张。贡生崔焘也慷慨捐赠了书籍二百六十册。崔焘在捐书禀文中说：“我益津书院，为课士育才之地，创设已久。伏念学问根柢，必由读书取士之道，宜光器识欲求命体达用之真才，得有穷经研史之实学。而书院肄业生童类多寒士，购书甚难，使平日诵习无经籍以供其研讨，无书史以供其考证，则虽有奋志向学之士，而启迪无由，囿于闻见，终不能成其才。是经史典籍是为淑士育才之要具也。”“从此肄业诸生，青灯黄卷，幸有文史之足娱，雪案萤窗，不患无经之可读，将见文教蔚兴，贤才辈出，是亦培植人文之一助也。”

　　“崔焘，字仰之，贡生，世居城内，性方正，古梗而重然诺，人有所求无不应。族里亲友有穷困难堪者，往往不待其求而辄与之，即倾囊不惜也。光绪间，捐入益津书院书籍260册，以加惠后学。宦游累年，家徒四壁，人不堪其忧，而公则处之坦然，绝不以此易其廉介之操，阻其好义之行也。闽督边公信任之，置之幕中，垂数十年。”

　　同治元年（1862年），知州曾世槐（四川隆昌人）又把布行经纪帮贴州署的六百余吊钱，拨给了书院，以为膏火之资，鼓舞士风，同时聘请进士李时乾和山东举人文明（字俊皆）等为主讲人，书院的运行才得以维系。

　　“李时乾，字健庵，四川人，同治癸亥恩科进士，安徽候补知县，主讲益津书院，卒于职。为人浑厚，聪颖过人，身后萧条，葬于霸州城北挂甲庄村北，至今荒冢犹存焉。”

　　同治二年（1863年），毛庆麟（浙江遂安人）受命接替曾世槐任霸州知州。在毛庆麟接任时，曾世槐曾叮嘱其两件大事，一是修好城池保卫霸州人民；二是克服困难办好益津书院。当时匪患日嚣，烽烟四起，霸州的父母官们仍千方百计坚持着益津书院这一教育事业。他们抓军事不误文化建设，想方设法，使益津书院这面文化旗帜始终矗立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认为虽有战乱，“书院之兴废士气之屈伸系之，民俗之良莠、地运之盛衰亦因之。闾阎之风气，恒视学校为转移”。因此，知州毛庆麟亲自督导益津书院，恐其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乃为之定其成规，量入为出”，保证了“有廪饩以赡，有奖赏以劝”。致使益津书院“济济多士，敬业乐群，学问文章臻臻日上”。当时霸州相邻之州郡，教匪猖狂，但他们的地方官只重军事，轻蔑教育，不懂得人民“薰其德而善良，勃兴礼仪才能不为诐行邪说所惑”的道理，忽视了“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的古训，而“取养士之费以养兵”，荒芜了书院，把书院变为“屯军粮、贮器械之地”。结果，“彼都人士莫不父子兄弟逼处锋镝之中”。“而我益津之学子独得从容燕处，诵读诗书，何其幸也。”

　　同治三年（1864年），知州陈如瑶（山东菏泽人）捐俸并号召郡绅捐献，将书院修整一新。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州周乃大（浙江诸暨人）推荐和聘任品学兼优的霸州名士崔僩为益津书院主讲。

　　“崔僩，字毅泉，霸州城内人，咸丰壬子科举人。幼从伯父读书，颖悟过人，为所钟爱。僩贫而乐施，族人亲友有苦乏者，必勉力周恤，家中就食者常超过家人数，所费不资，而悉赖佣书之收入，其仁慈为全境所共知。知州周乃大重其品学，聘为益津书院主讲，继又聘为《霸州志》（同治年）主纂。受其教者多成知名之士。光绪十四年故于青县教谕任所，时李鸿章督直特谕本籍文武官员，迎柩进城治丧，为儒官未有之荣典。”

　　鉴于书院仅有六百余吊的经费，不敷支发，以致“文理优长的山长不肯前来，生员未能鼓舞”，知州周乃大遂禀请上司将赈捐余款的利息银（每年一百七十余两）全部纳入书院，以为延师授课的经费，并订立了“益津书院章程”，把划归书院的经费明文法定起来，刻石立案，永远遵守。唯恐银价波动，影响经费实效，还核算出了经费生息数目，对经费的各项用途，都明确规定了具体数目。有了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才使书院在经济上有了保证，业务上得以正常运行。有历任州官如此不懈努力，霸州益津书院才得以维持下来，发展下去。

　　益津书院之所以不废，清朝以来的知州许君、赵君、曾君、毛君、陈君、周君都曾殚精竭虑，完成了历史使命，为霸州人民造福于长远，功德无量。

　　这六位霸州的父母官，都不是霸州人，然爱民善政，奉献于霸州人民的诚心和热忱，青史可鉴。这些人离任霸州之时，“绅民遮道相送，以数百计”。

　　光绪庚子年（1900年），益津书院遭遇生死劫难，八国联军入境，所有器具尽行焚毁，元气大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益津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在此成立霸州初级中学，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夫妇，投资修建教学楼两幢，西楼称“向方楼”，北楼称“淑德楼”。以后又由县内各界人士捐款修建了图书馆、会议室、饭厅、运动场、朝会讲台、学生宿舍等。此堪称益津书院的后继香火，是书院的发展和新兴。霸州大台山村的韩复榘，官居他乡，情系桑梓，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了奉献。

　　益津书院毁于“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八年战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无暇顾及书院，直到二十一世纪，伴随着霸州经济的腾飞和“翰墨之乡”的崛起，益津书院才又获新生。

益津书院机构位置

　　益津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