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庙山遗址遗址简介

　　关庙山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址10座，另有瓮棺等遗迹。房址多为长方形或方形地面建筑，居住面和墙壁均烧烤成红烧土，房址内有坡顶、竹骨泥墙、隔墙等遗迹。小型房基面积35平方米，中型房基面积52平方米。磨制石器品种多，制作精细，多为斧、锛类工具。陶器有口径达76厘米的陶盆、蛋壳胎彩陶，还发现有陶鼓、陶摇铃等陶质乐器。大型陶盆、蛋壳胎彩陶的出现及内黑外红的烧造工艺，均表明关庙山陶器制造工艺的领先地位。

　　关庙山遗址除大溪文化遗存外，还有屈家岭文化和极少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

关庙山遗址历史意义

　　关庙山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考古收获除已收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中国考古发现与收获》外，目前公开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有；大溪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1962年石兴邦先生第一次提出“大溪文化”的名称，已知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西起瞿塘峡西岸，东至洪湖之滨，南抵洞庭湖畔，北达荆山南麓，横跨川、鄂、湘三省。李文杰先生把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即北部的湖北枝江关庙山类型和南部的湖南安乡汤家岗类型。

关庙山遗址文化意义

　　关庙山遗址既是大溪文化的典范，也是长江中游非常重要的史前稻作遗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丰富我国稻作文化的内容，进一步探讨我国稻作起源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庙山遗址中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的相关、连续性，表明该遗址可能有更早的稻作文化史。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湖北鄂西的“早期”遗存均可归属于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8000一9000)和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000一8000)范畴。宜都城背溪(距今7000多年)、枝城北等为“彭山头文化”，宜都金子山、孙家河等为“皂市下层文化”，因此，城背溪文化存在明显的早晚两个阶段。

　　枝江关庙山与宜都城背溪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排除一江之隔的直接影响作用，有观点认为，关庙山前大溪文化即为城背溪晚期文化。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关庙山与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均位于长江中游上缘，纬度、气候、地理条件基本相同：且出土的稻谷遗存如出一辙，即在陶片和红烧土中都发现有稻谷壳碎屑和碳化稻谷现象；同时，陶器的制作、器形、纹饰也基本相似，另外，石器工具也仿佛有着继承发展痕迹；还有，这一地区离“长阳人”的遗迹最近，推想“长阳人”的后裔率先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迈进，不能说是“天方夜谭”的事。因此，把关庙山、城背溪、皂市下层和彭头山文化划分为同一稻作文化范畴更为恰当一些，应该说是没有牵强附会之嫌的。把某一区域统称为某某文化，尽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必定是后人约定俗成的，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如果彭头山文化发掘早于巫山大溪，枝江关庙山归属彭头山文化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关庙山稻作文化向下延续的事实，已通过枝江出土文物及史料所充分证明，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阐述，关庙山稻作文化向上延伸的潜力相当大。我相信，随着稻作文化研究的继续深人，关庙山稻作’文化的渊源是可以被揭示的，届时可能会推动中国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关庙山稻作文化的生产工具、陶制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当时已达到了原始农耕生产的先进水平，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庙山稻作文化应早子目前科学鉴定的年代。如前所示，关庙山遗址，如果能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发掘，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奇葩。

　　该遗址陶器中普遍的稻壳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产物，石杵陶臼的出现，说明先民们已告别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盘，它告诉我们，关庙山稻作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饪食炊器鼎、甑、釜的发现，证明先民饮食颇为讲究，因而农耕已有代替采集、狩猎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饮水陶器的出土，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庙山时期的先民是否已掌握了酿酒的工艺，人们是否有了饮酒的习惯，特别是大型储粮陶容器的出现，表明关庙山史前稻作生产已有了较多的余粮，或许人们已有了备荒的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庙山稻作文化生产的历史完全有条件向上追溯。可以断言，关庙山稻作文化丰富的内涵与目前其他稻作遗存相比，并不逊色，比如该遗址文化层次分明，延续时间近800年，堪称中国史前文化堆积之最。

　　(三)对关庙山遗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与农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将扩展稻作文化研究的视野。关庙山遗址从发掘到现在，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目前对关庙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认为“民以食为天”，世界上任何一处有影响的史前遗址无不与人的吃喝生存有关，因此研究史前文化离开对粮食的研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关庙山遗址获得荣誉

　　2022年1月，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