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口苗文石刻群历史背景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城步再次爆发了以苗族首领粟贤宇、杨清保为领袖的苗族大起义，粟贤宇自称“李天保再世”，称“阁老”，杨清保自称“李天保太子”，提出了“大坳过小坳，金银十八窖，哪个捡得哪个要”的口号，以此进行组织串连，发动群众进行起义斗争。经过精心准备，苗族人民抗清斗争全面爆发，各路苗军四面出击，杀官吏，烧营汛，扫荡以城步横岭峒为中心的湘桂边境苗区的清军据点，地方官吏和营汛纷纷向清廷告急。湖广总督班第、提督杜恺、湖南巡抚冯光裕、广西提督谭行义等地方文武大员纷纷向乾隆皇帝具奏，请朝廷调集大军对苗民义军进行镇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五月，乾隆皇帝下旨，令湖广巡抚冯光裕为主，湖广提督杜恺、镇筸镇总兵刘策名为副，调集楚兵；两广总督马尔泰为主，广西提督谭行义为副，调动粤兵，两路出击对城步苗民义军进行会剿。但是义军临危不惧，英勇作战，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修堑壕，筑炮台，设障碍，据险以守，严阵以待，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乾隆五年闰六月，乾隆皇帝降旨，任命贵州总督张广泗为钦差大臣，调集湖南、湖北、两广、贵州等五省两万多官兵和数万名乡勇，向城步苗族起义军展开大规模进剿。由于寡不敌众，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苗民起义领袖粟贤宇、杨清保、吴金银、张老金等相继被敌人捕杀，义军最后一个据点竹岔山陷落，这次湘桂边境的苗族大起义失败了。

　　在这次以城步为中心的湘桂黔边境苗民大起义斗争中，苗族义军曾广泛使用过苗文。在起义过程中，起义领袖为了逃避清廷的通缉、围剿，所刻制的印信、图章，所印发的文告以及往来书信、手札，均系苗文。这种文字就是城步苗族先民精心创造的“苗文”。“苗文”最早在城步横岭峒一带使用，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在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广泛流传使用，进而影响到湘桂黔边境的绥宁、通道、龙胜、锦屏等苗族地区。

　　城步粟杨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认识到这种图文，实为城步苗民内部使用的特殊文字——苗文。为防止苗民使用这种文字再次举事，乾隆皇帝下旨规定：“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违故，不行首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见《朱折》冯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是，朝廷对苗族居民进行逐寨逐户地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承传使用苗文，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城步苗文在湘桂黔边区漫漫消失了。

丹口苗文石刻群地理位置

　　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海拔1100余米，地势险峻，层峦叠嶂，景色宜人。丹口苗文石刻群（编号8-0499-4-022）位于城步丹口镇陡冲头村、仙鹅村七组，是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新发现。石刻分布集中，数量多达200多处。

　　陡冲头村古苗文摩崖古刻群位于陡冲头村一组，距城步县城约20公里。陡冲头村西面是高耸入云的观音山，一条小溪从观音山上自西向东流下，摩崖石刻群呈阶梯状分布在溪水两岸，遗存面积约5平方公里。

　　苗文石刻主要分布在陡冲头村第一村民小组地界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苗文石刻又较为集中地分布于龙家河中下游的金鸡湾、新屋边、袋子丘、赵家门口中塅、下塅，大水溪中上游的白竹山、九层皮、烂泥坳等处。皆为当前续耕或已抛荒的漫坡地带。内容最重要的石刻，无一例外地位于近古关键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