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山革命遗址历史沿革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卫三县（市）交界处，离文登城20公里，这里峰峦连绵，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当地国民党政府对其控制较松，容易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胶东党组织初创时期就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这一带的村庄在党内被誉为“小苏区”。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此举行了威震胶东的抗日武装起义——天福山起义，创建了胶东人民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起义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陆军第27、31、32、41等英雄部队的源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建于1974年。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天福山革命精神，2015年，文登区委、区政府对纪念馆进行改造提升。

　　天福山革命遗址及周边环境在保护中不断优化，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被授予济南军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长江水利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东省优秀社会主义教育基地”、“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先进单位”、“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山东省廉政教育基地”、“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威海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威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威海市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荣誉称号。

天福山革命遗址历史事件

　　红旗插上天福山

　　1937年12月初，在烟台被捕关押在济南的理琪回到了沟于家村,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第四届中共胶东特委，并出任书记。他和副书记吕志恒等一道积极筹备起义。12月15日晚，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志恒、张修己、林一山、柳运光、宋澄、张修竹、王台、于得水等。会议决定于1937年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2月24日，天还没亮，理琪便率特委领导同志登上了天福山。在玉皇庙里，大家抓紧时间再次周密地研究天亮后的具体行动。

　　天亮后，起义仪式正式开始了。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并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郑重授给大队长于得水和政委宋澄。紧接着，于得水掏出手枪，向空中连发三枪。

　　尽管只有80多人，但三声鸣枪却激荡风云，胶东抗日的大旗自此高高飘扬。

　　岭上事件

　　天福山起义当天，林一山、于烺就抗日武装和统战工作发表了演说。最后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作联络工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新成立的“三军”一大队由于得水、宋澄率领向西挺进，进行抗日宣传。

　　第二天，“三军”一大队就从天福山西去进行宣传。他们每到一个村镇，都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唱抗战歌曲，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党抗日主张，不少青壮年报名参加“三军”。

　　12月30日，当队伍行至文登西部岭上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五六百名军警的包围。我方虽然向敌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呼爱国口号，但他们还是撕毁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疯狂围捕。除大队长于得水率部分队员突围外，大队政委宋澄等29人被捕，关进文城监狱。面对敌人的审讯，宋澄、刘中华等严辞谴责了敌人破坏抗战的罪行。后来，后迫于舆论压力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李毓英不得不释放大部分人。不幸的是，中队长王洪、邢京昌，小队长隋清源三位同志因参加过“一一·四”暴动，被捕后被秘密杀害了。

　　威海起义

　　抗战初期威海存在四种力量：一是以“民先”队员孙端夫为首的国民党政训处进步力量；二是以郝道逵为首的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中间力量；三是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凤，想抗战但受投降派郑维屏的控制排挤，一心想离开威海；四是以公安局长郑维屏为首的投降派。通过理琪、林一山、柳运光、于烺、孙端夫等耐心工作，威海海军教导队表示中立；政训处大部分人员愿意参加抗日；孙玺凤同意我方帮他离开威海，他把仓库中的武器交给我方的合作协议。

　　1938年1月15日，特委部分领导人赶到威海，并于当天下午打开专员公署仓库，取出枪支弹药。为震慑反动势力，本来想调于得水带领队员前来威海，但路远联系不上，就在大水泊临时找了一些农民一路声扬是从昆嵛山下来的，尽管他们到威海后拿起枪还不知怎么用，但昆嵛山游击队的声威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一下矮了半截，没有敢轻举妄动。16日上午，由从天福山、大水泊赶来的人员及威海政训处成员组成的起义队伍，在专员公署大院集会，理琪宣布起义。下午，起义部队护送孙玺凤到码头，直至离开威海。晚饭后，起义队伍高举“三军”大旗从威海赶往文登。

　　1938年1月19日，在大水泊成立了中共胶东军政委员会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理琪任主席兼司令员，吕志恒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辖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治委员宋澄；第二大队：大队长于烺（后于得水）、政治委员林乎加；特务队：队长杜梓林、政治委员孙镜秋。此时，“三军”拥有300多人，200多条枪。

　　在天福山起义的影响下，胶东各地相继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纷纷编入三军，三军队伍不断扩大。

　　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示意图

　　胶东特委在派出得力人员西去协助和指导胶东各地组织起义的基础上，2月5日，又决定在大水泊建立“三军”留守处，坚持斗争，大部队西上蓬黄掖，开赴抗战第一线，控制胶东的抗日战略中心地带。

　　血战雷神庙

　　1938年2月初，日军自青岛侵占了烟台。随后又兵分两路：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诸县；一路东犯牟平，并成立了牟平伪政权。

　　1938年2月12日，“三军”和特委机关到达昆嵛山区的崔家口一带，接到在牟平城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贺致平的信，信中说驻扎在龙泉镇的原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1]张建勋愿意和“三军”一起攻打牟平城。胶东军政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奔袭牟平城，趁敌人立足未稳，粉碎伪政权，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三军”除由吕志恒率二大队留守崔家口外，其余部队参加攻打牟平城。

　　当日黄昏，理琪率领“三军”第一大队及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县城长途奔袭。崔家口距牟平城约100华里，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13日黎明到达牟平城外的小山岗。理琪等人一起观察地形，研究攻城路线，作出了战斗部署，理琪、林一山和大队领导率一、二中队及特务队从南门主攻，由各部抽出部分兵力从东门策应并攻城，三中队在西门外担任烟台方向的警戒任务。拂晓时分，“三军”将士迅速靠近牟平城，在敌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南路猛攻城门，缴下岗哨的枪，占领城楼，随后直逼牟平伪县政府。东路直取东关，敌人未经接战，就撤回城里，“三军”战士紧追不舍，将商团武装人员全部俘虏、缴械。两路攻城队伍很快在伪县政府门前会合，一举摧毁了伪政权，活捉了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伪商会副会长等军政人员170余人，缴获枪支100余支。上午10时许，“三军”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将其大部分释放，只押着宋健吾等几个主要官员，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撤出牟平城。

　　攻克牟平城后，理琪、林一山率领“三军”干部战士撤至距牟平城3华里的雷神庙。“三军”司令部命令部队休息待命，理琪、林一山和大队干部等在庙内南倒厅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中午时分，雷神庙突然遭到从烟台赶来的近百名日军的包围。原来驻守烟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得到牟平城被袭的消息后，在飞机的掩护下，乘汽车开往牟平城，由于负责阻击和警戒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已自行转移，因此日军得以迅速将雷神庙包围。在雷神庙南倒厅开会的理琪等人，闻声冲出屋外，见敌人已逼近围墙和大门，形势十分危急，突围已经不可能了。面对数倍于己、武器精良的敌人，理琪指挥大家沉着应战，严密防守。干部、战士迅速占领了雷神庙的正殿、东西厢房和南倒厅，严密封锁了南大门。敌人集中火力，疯狂向大门猛攻，守卫大殿及东夹道的宋澄、张玉华、李启明，守卫东厢房的林一山、胡秀山、胡春林和守卫西厢房及西南角落的姜克、谷熙纯、宋干卿、杜梓林，互相配合，构成交叉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在南倒厅的孙端夫、司绍基、袁国华、田野、黄在（女）、夏来（女）、李今辉（女）也死死地把住窗口，严密封锁，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从正门几次进攻受挫，就变换招数，从屋外爬上屋顶，企图从上面压制“三军”将士。指战员们毫不畏惧，沉着应战，严密防守。理琪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后不幸身中3弹，但仍然忍着剧痛指挥战斗（突围后，因伤势过重牺牲）。林一山手腕被打伤，腿部也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杜梓林爬上院墙，向西南方向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来，正面的压力减轻了，可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指战员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敌人因久攻不克，疯狂地放火烧房，南倒厅被烧塌，战士们转移到东西厢房继续战斗，坚守阵地。晚上7时许，贺致平看到飞机一直在牟平城上空盘旋，估计可能是“三军”在进攻牟平城，建议张建勋赶快参战，张建勋立即率部奔向牟平城进行策应。敌人听到枪声，认为是“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再加上天完全黑了下来，不敢恋战，就匆匆收兵向烟台方向撤退，宋澄等趁机组织和指挥大家从西南的便门突围出来。

　　雷神庙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六七个小时。“三军”指战员二十余人以简陋的武器装备，抗拒数倍于己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取得毙伤日军50余人、击落一架飞机的重大胜利。战斗中，“三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三军”司令员理琪、特务队队长杜梓林等4人英勇牺牲，林一山、宋澄等负伤。

　　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是中共胶东特委创建的“三军”打响的胶东抗战第一枪，给侵略胶东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坚定了胶东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乘胜西进

　　“三军”乘胜西进，1938年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奉命合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支英雄的武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4个军2个师又25个团，在著名将领许世友、林浩、聂凤智、吴克华、彭嘉庆、刘浩天等指挥下，仅原第41、27、31、32四个军的不完全统计，歼敌就达到75万余人之多（其中抗日战争14.6万，解放战争58.5万，抗美援朝2.1万），涌现了中央军委授予的“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华东野战军授予的“潍县团”，纵队授予的“塔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诸多集体和夏侯苏民、任常伦、刘奎基、魏来国、鲍仁川、程远茂、黄相和、刘坤、蔡萼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以及迟浩田、张万年两位军委副主席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将领和党、国家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新店镇游庄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理琪临危受命来到胶东领导革命斗争，他主持成立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并被选为特委书记。他是胶东革命的先驱，是发动天福山起义的英雄，是牺牲在胶东抗日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1938年2月13日，理琪等20多人在离牟平城东南3里的雷神庙被前来偷袭的驻烟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子弹击中了理琪的腹部，肠子被打断，血流不止，他忍着剧痛，继续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指挥。天黑后，同志们背着理琪同志突围脱险，但他还是不幸牺牲，时年只有30岁。2014年，他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理琪为胶东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留给胶东人民的宝贵精神彪炳千秋。

　　吕志恒（1911—1979），曾用名吕其恩，辽宁省庄河县人。1932年考入烟台省立第八中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胶东临时工委书记、胶东特委副书记。1937年12月24日，参与发动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8月组织挺进东北先遣队，后任中共安东（今丹东）市委书记，安东省副主席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哈尔滨市市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林一山(1911—2007)，山东文登人。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1937年9月受中共北方局和山东省委指派前往胶东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历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中共胶东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1949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历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水利部顾问等职，被誉为“红色水利专家”和“长江王”。

　　宋澄(1910—1941)，原名宋锡奎，又名宋文山，山东荣成人。1930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下旬，建立文登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任组长。1932年春，宋澄受组织派遣，到北平门头沟煤矿负责领导工运。1933年3月，共青团山东省委遭破坏，宋澄受党组织委派赴济南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宋澄创造出敲墙互通情报的暗语信号，打通“犯人”间不能接近的障碍，成立狱中党支部，在狱中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狱友坚持斗争。“党的安排就是我的理想，党的工作就是我的需要。”这是宋澄的格言。宋澄获释出狱回到胶东，与理琪、吕志恒等一道，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宋澄曾任“三军”第一大队政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1941年，因积劳成疾，病故于鲁南革命根据地，年仅31岁。中共山东省委为他举行追悼会，省委书记黎玉致悼词，给予高度评价。

　　张修己（1908—1986），山东文登人。193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一一·四”暴动东路第二大队政委、中共文登县委书记、中共胶东特委委员、胶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械部部长、中共胶东特委保卫局局长、胶东区委民运部部长、胶东各救总会会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国家建筑工程部行政司司长、淄博市副市长等职。曾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柳运光（1918—2016），山东栖霞人。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委员、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五旅政委、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部长。1939年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5年12月，任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大连市工会副主席。1949年6月至9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职工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青岛市军管会委员，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工业部部长。1953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业部副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局副局长、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成都地质学院党委书记。1983年6月离休。1984年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聘为理论研究员。

　　于得水（1906—1967），山东文登人，7次负重伤、13次受嘉奖的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是《苦菜花》中于得海团长、《山菊花》中于震海队长的原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文登武装小组组长、“一一·四”暴动东路第三大队大队长、昆嵛山红军游击队队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副团长、东海行署专员兼文西行署主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武装部第一副部长、浙江省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1967年2月26日，含冤去世，引起周恩来总理高度关注。1979年2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举行追悼会，为于得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于烺（1903—1940），山东文登人。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24日，参加天福山起义。1938年1月，参与威海起义。之后，任新成立的胶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大队长。1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同意保留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于烺为掖县县长。1939年7月，中共掖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于烺被选举为县委委员。1940年4月，掖县临时参议会成立，一致推选于烺为掖县县长。5月，县政府保安大队升级编入主力部队，县政府重新组建了保安大队，于烺兼任大队长。

　　张玉华，1916年出生于山东文登，1937年12月参加天福山起义，1938年2月参加雷神庙战斗。抗战期间，张玉华3次负伤，其中一颗弹丸至今留在体内。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参加辽沈、平津、衡宝、解放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率一一八师入朝作战，该师大胆穿插分割战术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回国后，历任40军副军长、沈阳军区炮兵政委、武汉军区副政委、南京军区副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少将。1986年离休后，投身慈善事业，先后向全国各地贫困群众、学校捐款40多万元，捐赠大米2万斤，2012年他获得“中国好人”殊荣。2015年9月3日，他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天福山革命遗址主要景点

　　1974年，建筑面积1020平方米的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建成并开放。197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把天福山起义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区政府对天福山起义纪念馆进行改造提升。并重新进行了脉络整理，采用多重陈展方式，营造浓厚的历史氛围，并增加声电光、雕塑、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叙述动人心魄的革命历程。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展览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唤醒民众求解放。第二部分——天福山上举义旗。第三部分——抗战胜利奠根基。第四部分——天福铁军展雄风。第五部分——人民群众是靠山。增设了观众互动区和电子留言区。

　　傲据天福山顶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雄伟壮观，由汉白玉和青石精工构筑而成，修建于1972年12月，塔高12.24米，塔上阴刻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郭沫若手书“天福山起义纪念塔”。

　　天福山上古树名木遮天蔽日，半山腰间翠竹掩映下仅存的庙屋5间，是天福山起义时胶东特委临时会议遗址，遗址屋内陈列着一组重现会议场景的泥塑一组；院内一株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老梨树，虽经电闪雷劈，依然枝繁夜茂硕果累累，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催人奋进的历史；院墙外的广场是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发布起义动员令时的起义会场旧址；

　　东面山顶上是起义时的军旗竖旗地址和供游客观光游览的纪念建筑红旗亭等相关纪念建筑物。

　　200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天福山起义旧址为已故长江委的创始人林一山修建“林一山纪念地”，并增设“林一山治水事迹展”展厅。并把天福山革命遗址列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天福山革命遗址参观指南

　　常规参观程序：参观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展厅、林一山治水事迹展、步行至纪念塔、林一山纪念地、特委临时会址、竖旗地址、红旗亭。

　　行车路线：初张公路曲轴厂路口东行15.8公里到至大店村（路边有指示牌）北行1.5公里。

　　威石公路在天福山处加油站出路口，西行3.5公里至大店村北行1.5公里。

　　客运班车不直达，由文登车站坐文登--天福山-大水泊方向车，在天福山南麓、大店村站点下车，由此向北步行1.5公里到达起义纪念地。

　　威荣城际高铁至文登东站，西行4公里至大店村北行1.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