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子前墓群历史记载

　　春秋战国之际旧礼日渐崩溃，一些新的迹象出现。嘴子前墓葬中除了礼器之外，还有许多颇具生活情趣的日常用器，如一件铜带钩，作一惊立待走的小兽形象，十分逼真可爱。另有许多漆木器，有俎、罐、勺和梳子等。这些新气息的凸现与旧礼制的庄严肃穆相对立，正与当时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改革和开放气息相映，一种新的局面已经在人们的生活和埋葬习俗中开始出现。

　　山东省海阳市的嘴子前村，是一处典型的丘陵山乡。它的北部是绵延起伏的招虎山，往南要经过十余公里的盘曲山谷才能到达半岛的南海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却发现了一处十分重要的东周墓群，几次出土了大批文物，其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在胶东地区当属首次。

　　这处墓群位于嘴子前村东北的一个山前黄土台地上。这里大部分被平整成了农田，少部分依然是沟壑纵横的高台地。农民在这里种地取土，经常可以发现零星的铜器如箭头、马衔、车环之类，便猜想这是一处古代屯兵之地，于是这里的地名便被称作“养军场”。

　　在七十年代大规模整修农田时，农民曾在这里发现过一大批堆放整齐的马衔、车器等铜器(这批器物曾发表在《文物》1985年第3期上)。

　　1978年初春，该村农民在此掘毁一墓(编号M1)。墓中有重椁单棺，木器、陶器悉被丢弃毁坏，仅铜器被文物部分追缴收回，玉器出土数量较少，据称均为管、珠一类的小饰件，至今尚有部分散存于村民手中。此次出土的铜器有盘、盆、簋、壶、、削、戈、矛、镞、编钟等，收集到的一个铜鼎盖和兽面纹的壶耳，纹饰都很精美，可惜这些鼎、壶等十分重要的铜器却至今不知下落。出土的编钟共有7件，两件大的为钮钟，其余小的为甬钟。钮钟器形较大，通高43.5厘米，重11.6公斤，气象庄重，纹饰精美。

　　1985年，海阳县博物馆抢救清理了一座墓，编号为M2。出土器物较少，大部分为陶器，内中有少数为仿铜礼器的，如兽头匜等。铜器只出土了3件，鼎、盆。1994年，这里M4的发掘是收获最为丰富的一次。该墓为土圹，因青膏泥的封护作用，墓内的重椁单棺保护基本完好，很多漆器、木器如壶、罐、俎、勺、戈柄等也都形状依旧，色泽如新。出土器物总数达240余件，其中铜器60余件。主要有鼎7，编钟9，壶、盆、簋各2，盂、甗、匜、各1。其它尚有戈、剑等兵器。这些器物形制、纹饰有的十分精美。一甗一盂还有铭文。其中盂器形硕大，通高47厘米，口径69.5厘米，四只兽头形大耳，通体饰华丽的龙纹，是这批铜器中最为精彩的一件。

　　由以上出土情形可以看出，嘴子前墓群是一处规格很高的贵族墓地，仅仅发现过三个墓，便有两座墓中使用成套的编钟，且有多重棺椁以及其他贵重铜礼器。《墨子·节葬》曾对当时的贵族墓葬风习做了如下描绘：“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即椁)中棺，革贵(革绣也)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鉴)，文绣素练，大鞅(马具)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土余(使坚实)，差通垄(做墓道)，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糜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吕氏春秋》也论：“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可见墓圹规模，棺椁重数，车马之葬、钟鼎之葬、器物数量等，均是墓主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对照之下，嘴子前墓群应该是这样一处贵族墓地。

　　胶东半岛，在先秦文献中是一个绝少被提到的地方，后代史家，也往往以“莱夷之地”统而言之。胶东地区的先秦古国，声名最为显赫的要算是莱国。它在周初曾与就封于齐的太公吕望“争营丘”，可见具有一定势力。莱的故地在胶东半岛的西北部黄水河流域，今龙口市归城即为其故都遗址。那里出土有铭铜器较多，可说是嘴子前墓群发现之前出土文物规格最高的一个地点。但归城是人所共知的莱国故地，而嘴子前一带从未闻有何古国于此立国。齐国统一莒莱后，胶东半岛尽为齐地。但齐之政治中心自在潍淄流域的国都临淄一带，相比之下，胶东半岛无异是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缘何能出现嘴子前墓群这样一个贵族墓地呢？

　　嘴子前墓群M4出土盂、甗上的两篇铭文，可能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嘴子前墓群出土文物

　　甗铭位于甗内壁，系铸成，四行共十七字：“敶乐君豆乍(作)其旅献(甗)，用旂(祈)眉寿无疆永用止”。由文意可知，此甗系一位陈氏贵族之器。陈字右侧有@旁，当系陈国之陈。陈国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以往曾多有陈国铜器出土，传世品中也有许多陈器见于著录，其陈字写法均与此甗铭无二。齐国之陈一般均见加土如“@”者，与陈国之“敶”绝不相混。山东肥城县小王家1963年曾出陈壶等器，其铭曰“敶侯作@@壶，其万年永宝用”，可知是陪嫁的@器，来源也是陈国。1978年，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国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套铃钟，共九件。钟铭为：“敶大丧史中高乍(作)铃钟，用旂(祈)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止”。其陈字写法，文体用语均与陈乐君甗一致，无疑也是陈国之器。乐其豆，应即器主，其采邑在乐，故称乐君，豆即其名。其地其人不详，但此器系陈器无疑。盂铭在口沿上，系刻成，一行共七字：“圣所献为下寝盂”。文意为献器之词。第一字“圣”，当为献器者之名。第四字“为”即“为”。前述陈侯壶铭中此字有女旁，与盂铭“为”字形异义同。文献中也见有这种用法：“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为，虞舜居沩内，因以为氏。周初封舜后胡公满于陈以奉舜祀，后以国为氏，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注曰：“为，陈姓也。”可知盂铭中“为”即是陈国之姓，此盂也为陈器。铭文末三字“下寝盂”，表明此盂为下寝中用器。寝当为宫室名称。《周礼》记：“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又，《贾疏》：“天子六寝，则诸侯当有三寝，亦路寝一，燕寝一，侧室一。”《晏子春秋·外篇》中有：“景公做路寝，曰：‘美哉室，其谁将有此乎？”在这里，齐景公是出于对齐国国运的担忧而发出的感叹，谓其身死之后，不定由谁来取而代之，成为路寝之新主。换言之，这里提到的路寝，便是君权的象征。可见“寝”之名，当是一国中宫室的泛称。宫廷之室本来分类较繁，加之国别不同，其称亦异，可能对寝的叫法也各各不一。除前文提到的路寝、燕寝，还见有外寝(《仪礼·丧服》)、大寝、小寝(《礼记·檀弓下》)等，独不见下寝之称。推测其地位当低于路寝或大寝，但总是宫室之一种。宫室用器，往往与“寝”字连称。如寝戈，铜戈铭文中多见。“@@@寝戈”，其戈戈头短小，长16.5厘米，只有一穿，铭在内上。这种小戈有点像嘴子前墓群M4中出土的二件戈。M4之戈的木柄长度仅为1.08米，可见是短兵器，不宜野战，应为宫室内护卫使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王何执寝戈”，《正义》：寝戈，亲近兵杖也。由以上数例，可知寝戈为宫廷专用之兵。类此，寝盂之称当系宫室用器的专用名称。M4的这件形质硕大的铜盂就是原来使用于陈国宫室之中的一件重器。

　　M4出土的铜器中还有一些，如花纹精美繁复的，如形制特异的铍，都是具有陈楚风格特点的礼器和兵器，加上前述的盂、甗，可知如此众多数量的器物，竟都来自陈国！

　　由以上对甗、盂铭文和一些器物特征的认识，可知嘴子前墓群的许多重要器物甚至宫廷礼仪重器均属陈国。那么，它们如何来到遥远东方的齐国东鄙之地？披阅陈国史叶，原来这与陈国宫廷的两次变乱有关。

　　第一次变乱发生在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十四年，陈宣公二十一年)。陈宣公欲立宠姬之子而杀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太子交好，恐怕“祸及己，乃奔齐”。楚齐桓公“欲使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工正是掌管匠作百工的官职。陈楚一带南方地区制造工艺发达已被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嘴子前墓群中出土陈国之器的精美也是绝好例证。陈完奔齐，可能也带来先进的工艺技术。当时的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正雄心勃勃建立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霸业。他招贤纳士，任用陈完为掌管百工的工正也并非无稽之谈。但说意欲任用陈完为卿，先辈学者已指出可能与事实不符。这与史籍中卜辞所言“有为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一样，恐怕都是田氏在其族显荣之后为其祖先附会编造的过誉之词。但无论如何，陈完奔齐，打下了陈氏日后在齐国发展的根基。自此，陈完之族“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字为田氏。”改田之因由，有云是“食菜地于田，由是改姓田氏”，有云是“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以为田氏”。

　　田氏之族在田完之后，至田桓子无宇时逐渐发展起来。他大约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武夫，“事庄公，甚有宠”。六世田僖子乞，“事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于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并“树党于诸侯”。可见这是一个心怀异志、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带名相晏婴对此洞若观火，深明田氏用心。“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果然不出晏婴所料，在齐景公死后，田乞杀高昭子、国惠子两大强宗，在私宅中以胁迫手段拥立新君(齐悼公)，并废杀国君晏孺子，“为相，专齐政”。七世田成子常是一个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人物，在田氏代姜的政变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的形迹略如乃父田乞。一方面“复僖子之政”，延揽民心，一方面在宫廷之内排除异己。杀齐相监止及齐简公，立平公，又“尽诛公族之强者”，终于使“齐国之政归田常”。其后八世襄子盘、九世庄子白、十世太公和均世为齐相，独擅齐政，确实“莫之与京”。京，意即高、大、数多。莫之与京，言其齐国之内，无人能与田氏匹敌。姜姓之国成了田氏之家天下，田氏代姜实际上只一个时机问题。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姜氏末代齐君康公贷，又过五年，“立为齐侯，列于周室”。至此，田氏代姜的一场大政变，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田氏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田氏依恃其强权地位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封邑。史载田常子系庞大。“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为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另有记载谓田常“有数十妇”，“生男百余人”。这些说法未必属实，也可能是不满田常弑君擅权的讥谤之词，但总是可以由此看出其宗族的繁盛。与此相应的则必然是封邑的众多。田常曾“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正义》云：“安平以东，莱、登、沂、密等州皆自为田常封邑也”。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几乎等于说就是齐都以东的广袤大地，自然也包括东方的胶东半岛。至此，海阳嘴子前墓群的这样一处高规格的贵族墓葬便找到了合理的归属：这应该是一处远在东方的田氏封邑的墓地。

　　嘴子前墓地既是田氏之族墓，那么，M4所出的盂、甗铭文为什么不作田氏之陈而作陈国之敶呢？这可能与陈国的另一次大变乱有关。

　　公元前534年(齐景公十四年，陈哀公三十五年)，陈国宫廷又发生了断送陈国命脉的大事变。关于这场事变，《左传·昭公八年》有如下记载：“陈哀公元妃郑姬生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二妃嬖，留有宠，属诸司徒招与公子过。哀公有废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掉太子偃师，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缢。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胜愬于楚，楚人执(干征师)而杀之。公子留奔郑。……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这段史实，《史记·陈杞世家》有相似的文字，所异者只是陈哀公之妃有四而非三；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长妾生留，少妾生胜。新君留派使者赴楚希望得到承认，而公子胜则不满此事也赴楚请其主持公道。结果楚早有吞并之心，而帅师的楚公子弃疾又正是那个诛忠臣伍员之族、弑父弑君的暴虐人物(后来的楚平王)，便借机干脆将陈国灭掉。这个结果应该说是公子胜所始料不及的，对这场灭国毁宗的灾难，他有引狼入室之责。这次事变中，公子留奔郑，公子胜则从此不见史载。按常理推之，他也有出奔的可能。若此，他所出奔的去处最可能的地方便是齐。因为齐之田氏是他的同宗，此时田乞在政治上正初露头角，从血缘上、政治条件上都可使这位失国的陈公子得到庇护。据山东大学马良民师考证，“胜”、“圣”古音相近，同为书纽双声。盂铭中的献器者圣很可能就是陈国的公子胜。公子胜之母，不管是如《左传》中的下妃，还是《史记》中的少妾，地位在后妃中都是较低的，故其所居称为“下寝”也是适宜的。若此，这件珍贵的大盂，原来应该是公子胜母亲的居室用器，在公子胜逃难时携来齐国。这种情形，在史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敌国入侵，宫室重器往往是掳掠的重点。“王往而征之……杀其父兄，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公子胜在国破家亡之际，携生母所用的宫室重器出奔当是合理的。此盂的铭文系后刻而成，分析是献器时所刻。盂铭中称“为”(女为)而不称“陈”，当时有意避讳­——因为受器者也是同宗的田(陈)氏。这与田敬仲完奔齐改陈氏为田氏一样，同是“不欲称本国故号”的心理所致。这也反证，嘴子前M4的墓主必是田氏族中人物。按时间推算，以田乞的可能性最大。正因为如此，盂铭中仅有人名器名而不见任何庆祝语——受器虽喜，而同宗之国灭却终非可贺之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