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宝建路，今宝庆路3号，从上街沿透过墨绿色的铁栅栏，望见一大片草坪，左侧散落着几幢现代式小型花园洋房，房主人就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周宗良。他先后任多家德商洋行买办长达35年，为德国染料操纵中国市场效力，由此成了国内可数的富豪之一。

　　周宗良在事业上发展繁荣后，就成家立业，在上海宝庆路圈地造屋。1936年，此处原先有一幢小楼，是德国人造的，他买下之后又续造几幢，其建筑风格为欧洲地域内现代式微型花园洋房。由于周氏长期在德国洋行内供职，故仿照德国人的生活习惯，需安装壁炉，讲究雕饰，修整草坪，加强健身，于是居住者尽管着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而草坪上的活动却尽是欧式格调。

　　周氏花园住宅由多幢建筑组合而成，屋前有一5000平方米的大草坪，并栽植各类名贵树木。主体建筑为假3层，四坡顶红瓦屋面，上陡下缓，有棚屋形老虎窗。二层南面有通长大露台，混合土砌筑宝瓶形古典式样露台栏杆，底层客厅南面为木制落地长窗，长窗由棂条分割成几何图案，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这座很有气派的大客厅，当时是举行宴会和派对的场所。外墙面部分为水刷石，部分是卵石装饰。近街的建筑是平房样式，较为新颖，平屋面，砖混结构，釉面砖外墙，落地钢门窗，别致的壁炉烟囱，另设置小小露台，盛夏傍晚纳凉、休憩、喝咖啡。这些有70年房龄的建筑，已显陈旧破败，但透过历史的尘埃，还能依稀见到昔日的辉煌。

　　周宗良又名亮，清光绪元年，即187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其父是牧师，并在当地主营规模不小的油漆店，小有资产。周宗良幼年就读于宁波耶稣教会的斐迪中学，离校后进宁波海关工作。他勤奋好学，业余向洋税务司夫人进修英语，不过数年英语口语就相当流利。之后脱离海关转入德商爱礼司洋行在宁波的经销行美益颜料店工作。此时德国谦信洋行大班轧罗门到宁波调查销售情况，当地颜料号经理大都不懂外语，遂请周宗良任译员。轧罗门在宁波逗留数天，对周宗良的殷勤接待和敏捷才华颇为赏识。不久，周脱离美益号于光绪三十一年来上海另谋出路，在谦信洋行任跑楼。当时在中国经营染料业务的洋行有禅臣、元亨、天福、谦信、裕兴、爱礼司等十几家，竞争十分激烈。周宗良以其英语和社交上的优势，得到谦信洋行老板的赏识，很快就取代了该行原先的买办姜炳生，坐上了买办的交椅。那时华人当买办需以道契作担保，周氏其时立足尚未稳，未置办房地产，就由他的伙伴、后来亦成为颜料巨商的苏州人、瑞康颜料号的经理贝润生借出道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打包回国。当时的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地产，而且贮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该行老板轧罗门深恐大战中谦信遭受损失，就与周宗良密商，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的染料，全部折价，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周氏，周氏接受了这一计划。不久，战争期间亚欧之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全部谦信的仓储，因而一跃而为颜料业的巨擘，成了沪上数得着的大富豪。

　　1924年，德国一些主要染料化工厂为了加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竞争能力，防止在互相竞争中削弱实力，实行了行业大联合，组织了一个托拉斯集团，名为大德染料公司，统一管理各厂家的对外销售业务，与此相适应，就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德孚洋行，作为中国独家经理行，把原先在沪的德商企业，包括谦信、爱礼司、裕兴、禅臣、礼和、拜耳、广丰等洋行中的染料业务，统统划归德孚集中经营。德孚共有5个买办，分别挂牌“爱礼司买办间”、“裕兴买办间”等，而总买办一职又落到了周宗良头上，他就成了德国染料在华的总推销人。周宗良为德孚先后在武汉、长沙、济南、青岛、天津、重庆等大城市开设了分行，又竭力为他主持的谦和号在各地发展销售点，从原来的几十个分支号迅速发展到全国200多个销售点，资本也从原来的140万银两增加到400万银两。1927年后任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和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并投资电气、轮船、纺织等实业。1930年又独资设立周宗记商号，经销拜耳西药、谦信洋行制作的汽油灯、洋杂货和颜料等，并经营房地产和其他投资。此外，又与贝润生合资开设恒孚钱庄。

　　俗话说树大招风，周宗良生意做得大了，宝庆路住宅的目标也就越来越大了，最后终于被日伪时期上海魔窟“76号”的行动队队长吴世宝“相中”，派了一帮人一大早冲进其前院，借口周与重庆银行界有来往，要把他绑票。周宗良早就听说外边风声不好，请了几个保镖日夜守护，每天早晨去德孚洋行上班时，先派人在门口察看动静，没有可疑迹象才肯出门。可是绑匪那天已不等他出门，直接冲了进来，周宗良见势不好，急忙从后门逃走，跑到隔壁法租界巡捕房寻求保护。绑匪找不到周宗良，结果把他的太太绑走，最后花了4万元“运动费”，才把人赎了出来。

　　除了宝庆路的花园住宅，周宗良还购买了不少其他地段的房地产，如福建中路的聚源坊、天津路的泰记弄、金陵东路的德顺里等，这些房地产大多数在抗战时期陆续买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回来接收上海，为了振兴经济，也动脑“请财神”了。当时吴国桢当市长，客客气气地摆了数桌酒宴，把上海滩的工商巨子都请了去，而排在首席的则是周宗良。当酒过三巡，吴国桢亮出真牌，请大家为市政府捐款，周宗良提笔写了50万元。

　　另外，对于造医院，周宗良似乎格外热情。他曾捐给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一笔较大的款子，在抗战前还曾与同济大学商定，投资100万元建造一所宗良医院，协议已经鉴定，后因八一三战起，计划未能实现。抗战初期，他还在江宁路开办了一所伤兵医院，成为红十字会的创办人之一。1948年6月，周宗良去香港，1957年病逝。

　　周宗良的后代中有一个孙子叫周裕农，在国内外经济界很有影响，他曾任美国芝加哥国民银行的经理和美国休斯顿银行香港分行的买办。他的外公周均时曾任同济大学校长，与朱家骅为留德同学，后来不幸被蒋介石杀害。他们一房从宝庆路搬出后，曾住兴国路，即现在兴国宾馆七号楼。解放后国家对宝庆路的花园始终给予保护，“文革”中虽被造反派和其他一些单位占用过10年，“文革”后落实政策时如数发还。

　　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刚刚刮过，周裕农的父亲周孝存，“很不识时务”地从香港回到上海，请他母亲将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一笔款子划归他的名下。此事不知如何被造反派知道了，汇报了张春桥，认为此为“套汇”行为。张春桥一句话：“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令下如山倒，周裕农的父亲一元外汇尚未拿到，就以“套汇”的罪名投入了牢狱，一坐就是7年。

　　改革开放以后，花园中的会客厅成了周的外孙徐元章的水彩画廊。徐元章的母亲是周家四小姐，职业画家，现旅居法国，父亲是我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兴业，他以一部《金瓯缺》震撼了文坛。幼年时的徐元章就喜欢画房子，家里的纸张包括卫生间里的草纸均被他涂鸦殆尽，长大以后学过音乐，但最终仍是醉心于绘画。他继1987年举办个人画展之后，1992年、1999年又连续举办个人画展。他的150幅“老房子系列”已形成气候，正在积极准备出版画集。每当画累了的时候，他就步出长窗，漫步平台，面对着青青的小园作一番深呼吸……他明白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必须努力超越，努力探索，才不愧对前人。徐元章还有一个“书呆子”哥哥，名叫徐元健，从小喜欢埋头读书，周日父母要带他上街，那真比上天还难。终于他读出了名堂，从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直读到博士生、博士后，经历虽然坎坷，而意志依然坚定，现正在花园中属于自己的一角中埋头著书，是个乐天知命的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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