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旧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中段，今长乐路680号，是一幢美轮美奂、体量较大的花园住宅。解放后，主人把长乐路住宅捐献给了国家，一直为上海邮电职工医院一部分，现已改为中日合资上海厚诚口腔医院。

　　这是一幢仿古典式花园洋房，或者说是新古典主义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是世人怀着对古希腊罗马建筑风范的钟爱，摆脱了一味拟古的教条主义束缚，崇尚功能、自然与真实而出现的一种新建筑。潘明训住宅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屋高3层，面向南，砖混结构。坡屋面，红瓦顶，局部有大尺度女儿墙，设水泥洋瓶护栏，屋顶挑檐上有密密的饰纹，微微透露出当年主人的意趣。南立面三段划分，平面轴线对称，中间强调竖向线条与两侧的横向构图形成对比，立面简洁朴素。平挑檐，竖面设多扇长窗，顶端为平拱。底层米色磨光花岗面，二三层为水泥刷面。中部底层为爱奥尼克券柱外廊，主入口及其顶部含装饰艺术派风格。入口门廊上檐部饰三角形山花。庭前有双抱露天大理石大阶梯，从两边引向二层客厅入口平台。外形十分庄重气派。

　　在80多年以前，它的主人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工部局总办、广东人潘明训，这儿还是中国藏书界的一个“重镇”——拥有100多部宋元古版藏书的豪宅“宝礼堂”。

　　宝礼堂的第一位主人潘宗周（1867－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1919年到上海学生意，初在外商洋行里当跑街，凭着人机灵能干，又擅洋泾浜英语，不久当上买办，后来充当了工部局总办。他居沪20年，有藏书癖，尤其喜好宋元古版，一般明清刻本都不屑一顾。每遇善本，重值不吝，福州路上的书贾知其所好，常用包袱裹了旧书登门求售。他财大气粗，又有洋人作后台，不怕书商来骗他，不数年，竟成国内屈指可数的宋版大户之一。

　　他的藏本均经中国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和张元济鉴定过，其镇库之宝是得之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寒云）的宋刊《礼记正义》。这部书系宋王朝南渡之后三山黄唐所刊，原藏山东曲阜的孔府秘室，海内孤本，系孔府中的传世之宝，不知何时何故流到袁克文之手。袁寒云向以“上二子”自居，亦喜藏书弄墨，自号为：“后百宋一廛”。每遇善本，辄题诗题记，铃上“上第二子”红印，以记鸿爪。题于这部《礼记正义》上的题诗，是为其一位女友而写，情意真切，句句哀婉动人，可能是与之分手之作。袁世凯去世之后，挥霍成性的袁克文家境日窘，终于落到了靠变卖古物度日的境地。一日，他携了这部《礼记正义》走访潘府，言谈之中，表示有意出让。潘宗周见书大喜，即以10万两银子成交，两相情愿，各自一番欢喜。书到潘家，适值潘氏长乐路新居落成，因颜其居曰“宝礼堂”，此为宝礼堂名之由来。潘氏得书后又请来江南著名藏书家董康（诵芬）募工镌刻，印了一百部，变一身为百身，使千百年来深藏秘府、外人不得一见的珍本秘籍得以公诸士林，甚得世人赞赏。从此之后，袁寒云手里的宋元古本、孤本、善本，十之六七便源源不断地“流”向宝礼堂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此时潘宗周已经去世，宝礼堂内多达111部的宋元古本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潘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圣约翰大学担任教授，他深恐这宗国宝落入日寇之手，于是就与英国在沪的亚洲文会组织联系，请他们设法将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英方人员中确也有些“中国通”，他们明白这宗藏书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居然派出一艘英-舰，专程载上国宝驶往香港，上岸后用专车直接送往汇丰银行保险库，一切安置得极为谨慎、周密。谁知这一存放竟达10年之久。这期间，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多次设法高价收购这批藏书，美国文物收藏家侯士泰最为活跃，他携带大量美元到香港，不时地穿梭于香港和美国之间，到处探访从大陆赴港避难的故家旧族子弟手中的藏品。可是潘世兹始终不为所动，宁肯每年支付汇丰银行高昂的银库租金，一直到全国解放。

　　潘明训的好朋友陈清华（1894－1978）是上海滩上另一藏书大家，他是湖南人，字澄中，曾任中国银行的总稽核，亦有嗜藏宋元古版的癖好。因藏有宋版《荀子》，遂颜其居曰“荀斋”。一天，陈清华来宝礼堂串门，三句话没说完，就问潘最近收到什么书。于是潘从箱子里拿出一部新获得的《昌黎先生集》（世称韩文）示陈。陈抚之大为感慨，因他手里藏有一部宋版《柳河东集》（世称柳文），亦为南宋三山黄唐所刊，同样也是流传至今的人间孤本。于是陈氏说：“世人向以韩柳二人并称，故韩柳二集理应并置一处为宜。倘若两书分居两处，能无失群之憾耶?鄙意两书各作现大洋二万元，或以柳文归君，或以韩文归我，胥以二万元偿其值，未知尊意如何。”潘宗周沉吟良久，深感陈氏言之有理，心里欲得柳文，又因建造新居所费甚巨，于是叹曰：“予目前手头拮据，实无力更得柳文。君既有此议，又属朋好，君其取韩文而有之矣。”于是，旷世之宝孤本宋版《昌黎先生集》遂从宝礼堂散出，入归“荀斋”之楼。

　　解放前夕，陈清华家人辗转抵达香港，离沪时携去珍籍数十种，亦包括此部韩文。直到1965年，陈氏决定出售他的藏书，包括数十种极为珍贵的宋拓名碑拓本。后由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往返奔走，代表国家将此大宗国宝收归国有，入藏北京图书馆。周恩来总理还亲自过问过此事，可见受重视如此。陈氏离沪后，上海寓所藏书由女儿陈国瑛及女婿刘吉敖（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保存，亦不乏宋元古本，“文革”中被抄走，1980年发还时，由陈氏后人捐献国家，现藏上海图书馆。

　　1951年，潘世兹从香港致函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主动提出将宝礼堂藏书全部捐献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谈到眼下尚无精于此道的人帮助办理捐献事宜。郑振铎是个文物迷，接信后极为兴奋。当时国家已注意到了大批滞留香港的文物，随时都有漂泊海外的危险，并已决定拨出巨款派员前去收购。周总理还专门批示道：“必须购买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恰巧此时徐伯郊由港来京。徐在香港一家银行供职，亦是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而且与诸多藏家都熟悉，于是政务院就委托他在香港与潘世兹取得联系，并且具体办理有关宝礼堂藏书的捐献事宜。后经徐伯郊联系办理，此大宗瑰宝终于安全抵达上海，中有宋版书104部，元版书7部，政务院又特批了专列直送北京，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大大丰富了该馆的馆藏。1958年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善本目录，特将宝礼堂所捐书条目下注明“潘捐”二字，以示其功绩不没。

　　解放初潘世兹回到上海，捐书后又把宝礼堂住宅也捐给了国家，改作邮电医院，自己居住在湖南路一处花园洋房的底层。潘晚年十分孤寂，妻子和儿子均先后出国。他中风后一切生活均由保姆料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三字经》的英译工作，向世界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该书在新加坡出版后，被李光耀亲定为新加坡儿童的必读书，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儿童品德修养的必读书。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美国版《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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