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庙基本概况

　　后稷庙位于山西省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创建年代至晚在元代，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十三年（1788年）均有修葺。

　　占地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尚存戏台、水陆殿，均为元代遗构。戏台砖砌台基，石条压沿，高达1.5米，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殿内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三柱，前檐施圆形通长额枋，平柱向两侧外移，尚存元代遗制。水陆殿单檐悬山顶，殿内施天花板。庙内尚存明嘉靖年间重修庙记碑两通。

　　古老肃穆的后稷庙，是石城县客家先辈为尊祀太古时期的先租“后稷”而建，以祈求“五谷丰登”和“幸福吉祥”之意。虽经千年风雨苍桑，后稷庙仍然是那样的庄重，那样的辉煌。

　　传说后稷为黄帝的第四世孙，帝喾之子，母有邵氏女，曰姜原，为帝喾之妃。一日姜原在野外见一巨人而怀孕生下后稷，姜原视之为不祥之人将后稷弃于野外的小路上，奇怪的是牛马在小路上经过时，均会避开而行，不会践踏在后稷身上。后又将他弃于冰雪地上，无数鸟类不约而同的飞集于他身上用羽毛将其覆盖，为他取暖。

　　这些奇迹又使姜原认为他是神的化身，将后稷抱回家中小心抚养。因此，后稷的别名地称为“弃”。后稷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精通农事，并教授他人农事技术，为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闻名于中原大地。帝尧得知后，封后稷为“农师”，深受后人敬仰。

　　后稷庙始建于宋朝祥符年间，后经多次修缮，此庙也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初建时只供奉后稷神像，后来又供奉了作为陪衬的道教神像。此庙为砖木结构，内设有正殿、庭院及东西厢房、古戏台。大殿结构为穿斗式木作梁架，梁倒板上绘有栩栩如生的龙、麒麟等动物彩画。木柱础石为双层八角形，各面均雕刻有动物、花草。庙内充满了龙文化及道教文化的气息，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渊源关系不可多得的历史古迹。

　　该庙座落于客家古驿道“闽粤通衢”的入口处，是通往闽粤的咽喉要道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家人途径此地都会入内拜祀一番。自古以来庙内香火极为旺盛，朝拜者、旅游者络绎不绝。直至今日每年在此庙都要举办隆重的庙会，庙会期间都会邀请多家戏班子在古戏台上演出数日，热闹非凡。

　　如今庙内还存有五块古代的碑刻，二块为明碑，三块为清碑，详尽记载了后稷庙的历史沿革。历经千年的后稷庙也记载着客家先辈的文化意念和创业历程，同时也展示着客家文化的深厚内涵。

后稷庙民间文化

　　后稷是一位兼具人与神双重品格的传说人物，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正统的稷祀文化一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其传承于民众中间的记忆文化系统也是后稷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对其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予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后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位传说人物，兼具人与神的双重品格。

　　在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融合中己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稷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心理，甚至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社会、人三者的紧密关系也为人们越来越关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对于社会文明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实际需求之下而被重新认识和定位。然而在面对驳杂的民俗文化形态时如何能做出“合宜”的选择和评判，各学科研究者应作出及时的理论思索。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希望能通过对后稷神话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给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

　　山西晋南、陕西关中周原是后稷神话流传的主要区域，同处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区之一，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璀璨的黄河文化，厚厚的黄土高原展现了深沉久远的人类文明。早在十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活动，造就了优秀的华夏文明。古代文明，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发展，当母系氏族社会为父系民族社会所代替，生产上由游牧为主转入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时期，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史学上称之为农业社会，也就是一些人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后稷传说流传的关中和晋南是周民族发源和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古代农业起源最早，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先进农业确实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起着伟大的推动作用，后稷作为代表的开拓者们在黄河之滨、渭水之畔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晋南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流传着众多的上古神话，而陕西关中地区的渭水流域也是上古神话传说产生的重要地区，至今仍广泛传播。对于这一区域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会为我们对民间记忆中的历史构架的了解提供便利，也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审视中探寻民间文化对于区域社会的现实意义。后稷神话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以后稷精神为内核的文化体系，上层稷祀文化系统与下层的民俗信仰、民间口承叙事共同构成了后稷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尤其在民间，后稷传说的生成与信仰具有突出的特征，通过对这一地域的后稷传说和信仰关系的梳理，我们能够窥视出深入民众社会记忆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文化建设中的当下意义，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重构。

　　神话传说资源的不断整合表明了民俗特有的社会意义。山陕地区后稷庙的修复和旅游开发，以及后稷文化主题节日的开展，都充分展现了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体现了民间文化所特有的隐控能力。后稷传说在山陕两地主要集中在后稷庙、后稷教民稼穑、后稷感生以及作为周人始祖的几个主要方面。始祖传说、事功传说、农业神崇拜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区域的民间记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新的地方知识体系，重新建构原有后稷文化在民众心目中的意义。

后稷庙文化认同

　　后稷作为北方农神的形象，从拜物“稷”到周族始祖经历了一个多阶段的演变时期，在这一形象的衍变过程中，反映了黄河流域上古人类依赖农耕、崇拜农神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周人为自己打造了后稷这样一个始祖的形象，祖先崇拜则反映了人一种生存追求。周人为自己的始祖想象了非凡的诞生和成长经历，使其成为一个历经磨难而才智非凡、赋有神性的英雄始祖形象。②《诗经·生民》中对后稷的诞生和成长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逼，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③

　　作为周族的始祖，后稷的诞生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姜嫄怀孕是因为“履帝武敏”，出生之后，却胞衣不破，形同肉蛋，被视为不吉，被弃又大难不死。《生民》是周人祭祀祖先神后稷的祭歌，通过人和神的事迹，叙述了周人的起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其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在周人的神殿里，稷神占有重要的位置，西周接受了殷人的天神崇拜，但对天神的观念有所变更。祖神的崇拜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更加注重血统的纯正和高贵，因而主动与商祖联系，据周原卜辞载，周文王时期曾祭商人的祖神。这样的行为自然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同时也深刻地体现着民众对族群有着强烈的归属需求。

　　“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被理解为用以指明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它具有同一阶层(order)的不同种类。”④周人的始祖崇拜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审视，对于始祖神后稷的神话描述所体现的正是对于周民族群体意识的重塑和族群文化的价值认同。以此实现既与殷商正统联系，又与之作出边界的划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族群的认同比社会其它地位更为重要，而个人因认同而允许纳入群体，周人群体自我意识的持续性得益于这样的边界维持。对于始祖后稷的传说化叙事在民间文化体系中强化了周人的族群归属感，构建起民众群体记忆中的文化内核。

　　在现代社会里，后稷作为周人始祖同样作为传统层面的地方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仍显示着其文化功能。周人在丰收的田野里编织始祖后稷诞生的神话时，今天的后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已在重塑后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后稷的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在山陕已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周文化在周代及其后的时间里，已远播到周边的地区甚至国家。这也是民众文化认同的现代表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情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是随着时空的变迁而变化，周人族群文化传统的外延和内涵均在现代的时空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在不同的地区和群体中发生了同化作用。如山陕后稷文化之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影响。在这种现代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后稷从地方历史的具体形象，升华为文化开发中的标志性资源。后稷传说在民间叙述话语中活跃起来，民众对于民俗生活中的后稷形象重新认识，更加关注有关后稷的地方历史文化。如今在山陕的调查中可以随处感受到民众对于后稷文化的自豪之情。同时，政府行为也改变了地方文化叙述的重点，强化着民间记忆中对于后稷文化新的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构建起民俗运用的现代框架。

后稷庙神话传说

　　教民稼穑：民众的情感记忆与英雄叙事

　　后稷神话内容庞杂，农业事功是传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为民众久远记忆的重要作用内质。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民众对于后稷这一农业英雄形象的叙述，其中饱含着民众深层的情感因素。考察后稷农业事功传说的材料，研究者们通常应用的材料主要有三种：一是源自周人的古来传说，主要见载于《诗经·大雅·生民》和《尚书·尧典》等早期文献，其中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是其中涉及到的农事，可能反映了先周时代农业的实际状况。二是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载录的传说，但这部分材料形成复杂，融合了民间传说、文献传说等方面的材料，对于农业事功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夸张。三是秦汉魏晋时人对文献传说的推求阐发。这些材料实少虚多，但它们体现了后稷农事传说的演变历史演变过程和和阶段性特征。⑤以上材料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所做的搜索，虽然文献记载中保存了大量前人歌颂、崇拜后稷的大量情感记录，我们从中可以梳理出有价值的文字资料。但在地方知识体系中还有着一套体现民众叙事话语特点的记忆体系，主要体现在教民稼穑的遗迹、口承故事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文化重塑。

　　后稷自幼“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⑥在山陕后稷文化传承的地域，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均有其所。晋南的汾水流域是后稷教民稼穑的主要地区，其后发展成为周族的发祥地。周人长期活动于此并为纪念他们的先祖后稷，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如稷山县得名于县南的稷山，今称稷王山。另外还有稷王庙、稷亭、闻喜县的姜嫄墓、后稷被丢弃的冰池村、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纪念后稷裔孙古公亶父的古堆泉、古水等等。陕西武功则有后稷教民作稼的教稼台，位于现在武功老城东门外，教稼台是后人为纪念后稷功绩而建的砖砌平台。对于后稷教民稼穑的丰功伟绩及当代意义，在碑刻里民众有这样的叙述：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已立农事之基础，是我国农业之发达，远在各国之先，祗以后世，对农事固步自封，不事讲求，降及近代，反落他国之后。训至米麦，年有进口，食粮仰给外人。以农立国，而农业之不竟若此，抚今追昔，曷胜慨叹！来游人士，倘能感而兴起，重整稼穑之遗教，追迹先民之伟绩，挽救凋敝之农村，措国家于富强，则斯台之重修，庶不仅为国家保存古迹，纪念往事已也，是为记。⑦

　　碑中的记述不仅在于歌颂后稷的农业事功，重要的是当今社会的发展更需要作为英雄的后稷所展现出的创业者的精神。同样在晋南也有民间的深层记忆，“稷山县的稷王庙西侧的半山峰下，一洞内有无数的小石子，其光泽艳丽，酷似玉石，形状大小均与麦、豆、黍、稷等五谷相同，因而本地群众称为‘五谷石’”。⑧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后稷教民稼穑的功业，在民众的情感记忆中充满了永久的感恩。甚至对于稷神的解释不仅局限于稼穑，与农耕生产相联系的职能也附加在他的身上，在岐山一带就流传着关于后稷祈雨的民间传说，民众是这样叙述：

　　传说后稷当上首领后不久，就在渭河沿岸开辟农田，其中有十几个小部落散居在秦岭北麓和千陇山区，这里人常说“旱成山，涝成川”，后稷传令各部落头人到珍珠泉边聚会，共同拜天祈雨，“燎柴告天”，其意是先向天神通个消息。然后众人一字摆开，边叩头，边祈祷，谁也不敢胡说乱动，整整折腾了一个上午，众头人被晒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喉中生烟。好容易挨到仪式结束，后稷这才命人取来珍珠泉之水，叫众头人喝。众头人一拥而上，你争我夺，不一会就将石臼内的水喝得精光。忽然，众头人全部面孔通红，心激烈乱跳，眼中充满了泪水，一个个弯腰哇哇大吐，顿时将珍珠泉边弄得污秽不堪，腥臭难闻。后稷这时将吐出物逐个查看，有的是五谷，有的是草根树皮，有的则是兽肉。于是传令：凡吐出物中混有肉食头人，尽行捆绑。一看，食肉者全是南北二山的人，后稷哈哈大笑：“你们既然缺少粮食却怎么还有肉食吃？况且拜天、祈雨理应吃素，而你们明知故犯，岂能饶恕”。说罢，便要把他们抛入火中烧死，吓得这些头人魂飞魄散，连连求饶，并答应拿出多余的粮食来赒济其它部落，以赎祈雨吃肉之罪。

　　后稷见目的已达到，就点头应允，赦了他们的罪。原来，后稷精通药性，预先在水中投放了太白山上的“铁棒槌”，这种草药轻则催吐，重则致命。

　　有了粮食，部落熬过了旱灾，一天天强大起来。

　　旧时周原一带，人们仍有干旱时祈雨的习惯，求雨时也搞“燎柴告天”，各地的求雨者都争喝自命为“神泉”的水，这与当年“后稷祈雨”不无关系。⑨

　　在传说中的后稷形象已由神转变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民众在传说中不断加入一些地方性的因素，如上面传说中的“珍珠泉”，后稷神话在结构上发生了传说化的转变。关于其农业事功英雄事迹的内涵进一步衍化，求雨也成为重要的神职功能。所体现出的现实性进一步增强，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当地历史的“集体记忆”，基于对后稷伟大业绩的颂扬的情感需要，在当地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具有英雄叙述话语特点的传说圈。它所连接宏大的历史文化叙事，紧附民众的民俗生活，在与时代文化的融合中也显示出了地方文化现代性的特点。

　　后稷文化的民间记忆是民俗应用的切入途径，在当代社会，后稷农耕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依然被深入关注。从民间来看，民众的后稷情结被重新唤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大力弘扬后稷文化，使其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从政府来看，积极推动后稷文化与地方经济进行整合，成为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新的动力因素。为了弘扬后稷事业，1934年在后稷生地（今陕西杨凌）建立了我国西北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解放后，又相继建立了陕西省农科院、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西北林学院、陕西省农校、陕西省林校、陕西省水利学校、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等农林科学教学、科研单位。后稷故乡成了颇具规模的中国农业科学城，正是“后稷之业炳千秋，功在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