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旧居位于博爱道23号，二层砖木结构，简朴素雅，欧式楼房。

　　1928年7月末，王卓然从欧美回到沈阳，此时的张学良正在广揽人才，励精图治。听说在欧美留学的王卓然刚刚归国，张学良立刻约见恳谈。王卓然与少帅之间的友谊就从那一年开始了。1929年1月里一个早晨，王卓然按照排定的功课表，到“大帅府”教书。刚一进院内，就见到--的样子，情形紧张。原来就在前一晚，张学良把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参议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请到府里来杀掉了。张学良兴奋过度，一夜未眠，见到王卓然立刻问他对于杀死杨、常二人有何意见。王卓然答道：“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论政治，就要看你以后的作风如何，要把通电上持的杨、常的罪状，一反其道而为之。特别是这个兵工厂虚耗民财民力，在日本驻屯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只能供内战，不能供国防。今既以这个兵工厂为杨、常应死的罪证，那么最好把兵工厂移到辽西，缩小规模，成一国防性的修械厂。把现有的兵工厂改为制造农具与装修汽车的厂子。”张学良立刻接受了王卓然的建议，并派他去欧洲聘请专家，改造兵工厂为民用工厂。

　　1933年热河失守，王卓然与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陪张学良会晤蒋介石于保定。张本意向蒋请缨杀敌，蒋却迫他引咎辞职，张学良失望得大哭。幸而王卓然和端纳在一旁不间断地鼓舞和激励，又督促张学良戒掉吸毒痼疾。为了让张学良戒毒，王卓然提议演一出“-”，一时间少帅的家人和部下环跪四周，如果他不决定戒毒众人便不起来，促使张痛下决心。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王卓然等人的日夜监护下，张学良终于诀别缠身多年的鸦片毒瘾，成为一个健康的新人，这对于他的一生至关重要。“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邀王卓然彻夜长谈，王卓然劝张千万小心，千万谨慎。然而，形势还是逼张杨二人采取了兵谏的方式。王卓然立即赶写出《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文，在当局对张学良一片口诛笔伐声中，王卓然心中的张学良却是：“他爱国家情绪类似疯狂，他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爱国狂，张学良用这三个字为自己定位。他的座右铭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为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从张被囚禁那时起，王卓然便忙于奔走在南京和西安之间，散发他写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小册子，到处为张呼吁。1937年2月，王卓然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到奉化去看张学良，张将对东北军的遗言托付给他们二位。抗日战争期间，王卓然在重庆和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在国民参政会呈交提案要求释放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先生被幽禁，王卓然去北平参与出版《东方快报》及《外交月报》，用文字鼓吹抗日复土。北平失守后，《东方快报》与《外交月报》全体人员撤离，准备在天津的租界内集合。王卓然在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躲了两个星期，与斯诺一起回到了天津。回到天津家里没住上几天，王卓然决定与同志们一起南下参加抗战。“我行前对家庭立下遗嘱，留我长子王福时在津联络消息。我们搭英国船南行，我的妻子江边洒泪，大有永别之势。”除了积极投身抗日，王卓然还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1945年王卓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九三学社。王卓然是九三学社第一批理事之一。1948年初，他因受到当局迫害，不得不赴日经商，他特意托章士钊捎信给周恩来，明确表示“欲为将来建设、收购物资上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受组织委托，继续留在日本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常做进出口贸易。直到1951年5月，他才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

　　在津居住期间，王卓然还曾投资创办了和平幼儿园，地点在海河东路上的原冯国璋旧居内。王卓然还在自家楼上创办了儿童文化教育服务馆，图书多达万册。后来他将这个儿童文化教育服务馆交给河北区政府接办，图书则捐赠给了河北区图书馆。王卓然晚年曾腾出很大精力搜集有关张学良的史料，并利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呼吁设法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言辞情真意切，令人感慨良多。上世纪末，张学良在被幽禁54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王卓然的儿子写信给张学良介绍了王卓然的一些情况。张学良立即复信，并为《王卓然史料集》一书题字，以表达他对故友的怀念。这个题字后来用于该书的封面，并铭刻在王卓然故居大门口和他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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