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腾湖人文历史

　　历史上，博斯腾湖乃至湖泊全流域主要是古焉耆国的所在地。古焉耆国是丝绸之路中线上的重要中转据点，也是西域传统的五大城邦王国之一。它是一个绿洲农耕文明生活形态的城郭，也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地区为数不多的发展至今的绿洲城邦之一。古焉耆国在清代以前历史上又称乌耆、乌夷、鸽夷、乌缠、阿耆尼、亿尼、忆尼、乌抵，清代称喀喇沙尔，民国又改为焉耆。博斯腾湖流域由于其地形平坦、汊流较多、水量较丰且集中、流速较平稳，主要河流（开都河）的中下游地区及孔雀河的中上游区域是塔里木盆地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其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2000年）已有人类活动，当时以狩猎、畜牧为主，距今4000至2000年之间居民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只是对于这一时期缺少相关文字资料的记载，对其历史进程不能有跟进一步的了解。根据史书《隋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阿耆尼国》中关于焉耆基本状况的描述可了解到，焉耆在长安以西七千多里，西距龟兹、东距高昌都九百里有余，且都有沙埂相隔；东南距离瓜州二千二百里，南边是尉犁。

　　焉耆（即阿耆尼国，辖地包括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周边地区）国境东西六百多里，南北四百多里。王城在白山（天山）之南的南哈拉毛坦古城，方圆有六七里，四周群山环绕，道路险要，易于守卫，国内有九座城池。另外，在焉耆西南为天山支系霍拉山，有扼守西境的天险铁门关，道路艰险而易守难攻。焉耆境内河流和泉水丰富，有孕育于天山诸岭中的冰川河流敦薨水，又称淡河（即今开都河），还有敦薨数（即今博斯腾湖），通过引水灌溉田地，焉耆境内田地肥沃。

　　焉耆的气候温和舒适，风俗质朴直爽。文字主要效仿印度，也有所变化，当地人信奉从天竺传进来的小乘佛教，寺院有十多所，僧徒二千多人。其最高领导人自称国王，由当地族人龙氏如龙突骑支等掌朝，有百姓四千户，职业兵二三千人，但王国纲常法纪还不完善，政令也不严明。古焉耆还是一个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城邦国家。焉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兴盛的经济和文化，是西域的主要城邦国家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之一。

　　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王朝委派遣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中国的古籍文献中开始有了对南疆地区的记录，古焉耆作为南疆地区的西域古国之一，众多的古文献均对其有所记载。在东汉永元二年，即公元90年以后，焉耆国兼并俩邻近的乌垒、危须、捷技、尉犁诸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称雄一时的强盛的国度。经历了稳定-动乱-繁荣-战乱等一系列的沧桑变化之后，13世纪末，在历史上存在了15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国度最终走向衰亡。就其历史进程而言，西汉时期焉耆已是西域诸“城郭之国”之一，初属匈奴，公元前六十年后，属西汉西域都护府。

　　东汉初年，中央政局动荡不安，无力西顾，古焉耆国被匈奴和东汉政权轮流管辖，依附于莎车国或匈奴，公元95年，班超击破了匈奴的统治，随后保持了长期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焉耆再次战乱不断，先后被柔然、高车所控制。后来，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振兴。

　　隋唐时期，古焉耆国逐渐安定下来，唐初期已成为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并建置了焉耆都督府，成为大唐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唐后期安史之乱（公元755～762）后，焉耆国被吐蕃所占领，后又归属漠北回鹘汗国。9世纪60年代，焉耆归东部的高昌王统治。直到13世纪末，焉耆国不复存在，随后纳入到察合台后王统治下。

　　明朝时期，因国力较弱，势力没有扩张到西域地区，焉耆地区被西域各政权所争夺和管辖。1680年，准噶尔部进入天山以南诸地灭亡叶尔羌汗国，焉耆成为其管辖之地。清朝统一新疆后，在焉耆设立办事大臣，改地名为喀喇沙尔。

　　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恢复了焉耆原名（当地维吾尔人仍称喀喇沙尔），后升格为府，管辖轮台、新平、若羌三县。民国后，新疆四道增为八道，焉耆为八道之一，管理焉耆、轮台、尉犁、若羌、且末、鄯善县六县和吐鲁番厅。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焉耆盆地遂建立起诸多人民政府。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外探险人员和学者对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边缘地区进行了多次探险和考察，其中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撰写的大量探险考古报告和著作以及黄文弼撰写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为认识博斯腾湖流域的过去提供了有用的历史地理资料。焉耆曾是丝绸北道上的大国，公元658年，即唐显庆三年，唐王朝在焉耆设都督府。开元七年，唐朝以焉耆取代碎叶成为安西四镇之一，可见焉耆在西域军事地位的重要。

博斯腾湖环境问题

　　博斯腾湖水位高程（湖面的海拔高度）从2002年的1049.39米下降到2013年7月的1045.05米，水位“矮”了4.34米，距博斯腾湖警界水位仅剩0.05米；蓄水量由93.82亿立方米减至50亿立方米，少了43亿立方米，水量减少近半。2014年，博斯腾湖湖面面积萎缩至800多平方公里。

　　博斯腾湖水环境变化与水域面积缩小呈同步状态。博斯腾湖1959年湖水位1048.75米，1988年下降为1045.21米，30年水位下降3.54米（博斯腾湖扬水站处），水域面积也由1958年的约1005平方千米减少至不足900平方千米，水质矿化度随之由1958年的0.38克/升上升到1987～1988年的1.87～2.87克/升；1999～2001年，虽是丰水年，湖水矿化度有所降低，但与1958年相比仍然高出2.74倍，超过饮用水标准的最低限值0.42克/升。博斯腾湖水环境污染要是氯离子、硫酸根、矿化度、COD、氨氮等，均超过国家地面水质的五级标准。并且，工业有机污染不断加重，至200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博斯腾湖湖区COD每年都有超标检出，超标率、最大值和超标倍数各为24.5～92%、7.28～11.0克/升、0.21～0.85倍；BOD和氨氮也有超标检出。其中，以博斯腾湖黄水沟水域水质富营养化严重，汛期COD含量超过40米克/升，因缺氧致使鱼类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地下水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机污染。

　　湖泊水环境的恶化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随着湖滨植被的减少、湖泊水质盐化和湖区生态环境的退化，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博斯腾湖区的水域生物种类和数量减少，使生态系统结构向着更加简化和脆弱的方向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鱼的种类减少，尤其珍惜鱼类资源减少，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新疆大头鱼在内的6种鱼类绝迹。

　　博斯腾湖所处的焉耆盆地的土壤盐渍化问题十分突出。根据土壤普查资料统计，在耕地中非盐化土地面积占53.64%，轻盐化土地面积占16.8%，中度盐化土地面积占19.04%，强盐化土地面积占10.43%；耕地中，受盐化威胁面积达46.36%；在未垦荒地上，非盐化面积占14.12%，轻盐化面积占2.12%，中度盐化面积占7.2%，强盐化面积占3.55%，盐土面积占73.8%，并且土壤盐渍化问题呈加重态势。土壤盐渍化问题的日益加重，导致盆地内土壤肥力下降，土地生产力降低。土壤盐渍化问题已成为影响博斯腾湖湖区乃至焉耆盆地农业生产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