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遗址历史沿革

　　1958年，河泊所遗址发现。

　　2008至2010年，中美联合考古调查再次认定。

　　2014年，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带队对该片区进行调查发掘。已探明的河泊所遗址分布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其主要年代为战国至汉代。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考古人员对遗址1800平方米区域展开考古发掘，共揭露出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

　　2021、2022年，河泊所遗址两次发掘。

河泊所遗址历史文化

　　古滇国

　　河泊所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西汉中期以前至西周时期的瓮棺、房屋、灰坑、灰沟等众多遗迹；出土“滇国相印”等一系列封泥，及大量陶釜、玉石等考古资料。其中，“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

　　古滇国是云南历史上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王国，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境内主要民族为古代滇人部落。长期以来，由于考古资料匮乏，外界对古滇国文化认知极为有限。

河泊所遗址遗址特点

　　河泊所遗址群的大致分布范围，即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以西，滇池以东的区域，其核心分布区约4平方千米。其中重要发现一是封泥，二是道路，三是建筑遗迹，四是简牍。

　　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类似现今信件往来中的“邮戳”。据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相关人士介绍，河泊所遗址发掘区北部边缘为一条古河道，封泥集中出土于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的灰烬堆里，出土的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两种，根据河道废弃堆积内的出土物，判断其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2021、2022年河泊所遗址两次发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益州郡和所辖属县的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达18个。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有道路的地方是人类活动较集中的区域。在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中部偏南的地方，就发现了一条东西向道路，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片、碎陶片、小石子等铺设。南北各有一条沟，或为路沟，两条沟将道路分为三部分，路面总体宽约8~12米，中间主体部分宽4~5米。

　　河泊所遗址发掘区还发现疑似建筑遗迹。据介绍，发掘区南部清理了一组沟状遗迹，整体呈“山”字形，东西长约30米，发掘部分南北宽约15米，已发掘区域面积约450平方米，南部未完全揭露，具体形制不明确，初步怀疑整体可能为一个环形建筑基槽。组沟南部有一条绳纹瓦片分布集中的地区，走向与组沟较一致，可能为建筑倒塌遗存。组沟北半部及其附近有一层碎螺壳堆积，厚约3厘米，碎螺壳细碎均匀，表面干净平坦，应为人为铺垫形成的一个活动面。因两者分布范围较一致，推测活动面可能为组沟建筑的附属设施。

　　河泊所遗址群考古中发现了带汉字的200多枚简牍，大部分还在清理中，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据专家介绍，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朱提郡、益州郡等郡，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辖24县。在河泊所遗址群考古中发现的简牍，就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这些简牍将记载在史书中的益州郡“活化”在我们面前，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