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家桥遗址位于浦阳江支系凤桐江畔的诸暨次坞镇楼家桥村。遗址依山临江，受钱塘江潮位影响明显，春夏多雨时节，潮水顶托，江水回流倒灌，遗址常遭水淹，受涝严重。

　　1999年~2000年连续3期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堆积厚2~4米，上部属商周时期堆积，良渚文化遗存内涵不甚丰富，主体堆积的内涵具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双重性。一如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属宁绍平原边缘一样，文化面貌也呈现边缘的特征，即这里是河姆渡文化分布的边缘，也是马家浜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是两个文化圈的重迭部分。出土陶器陶系以夹炭红衣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陶器可明确区分为代表不同文化的两组：A组，夹炭陶绳纹带脊釜、单把钵等；B组，夹砂红陶圆柱足鼎，腰沿釜、泥质红陶喇叭圈足豆。A组器物胎质、器形到纹饰均与河姆渡文化的同类陶器相同；B组器物，尤其是带扉棱圆柱足鼎、腰沿釜不见或很少见于河姆渡文化遗址，相反，在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中屡见不鲜。从两种文化因素在该遗址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考察，B组器物所代表的马家浜文化因素日益浓厚、强大。河姆渡文化在日渐衰落，这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相互关系变化的大格局是一致的。该遗址出土的象牙仗端帽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蚕纹象牙小盅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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