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儿山墓地旅游景点介绍
帽儿山墓地,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原郊区)江南乡裕民村,墓地总的面积约为15平方千米。墓葬自北向南分为龙潭山、西山、帽儿山、南山四个墓区。
帽儿山墓地墓葬形式以土坑木棺墓和土坑木椁墓最多,随葬品中,玉、石珠饰等装饰品约计半数,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绢、帛一类丝织品。帽儿山主要墓葬结构及出土器物与夫馀人埋葬习俗和常用器物相吻合,这为研究吉林地区汉代夫馀人生产、生活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1996年11月20日,帽儿山墓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帽儿山墓地历史沿革
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专家学者对墓地内的南城子遗址进行过地面调查,发现有汉代瓦当、俑和铜钱等遗物。
1980年至1995年,有计划地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和较全面的钻探,出士大量汉代遗物,从而进一步确定了这类遗存为汉“夫余文化”。
1980年,发掘了榆树老河深遗址以后,因其两地出土文物较相近,帽儿山墓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同年,吉林市博物馆为配合吉林市送配电工程公司在帽儿山的工程基址建设,抢救性挖掘了三座墓葬。
1989年~199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物管理处的配合下,对帽儿山墓地范围进行了勘探和部分挖掘,取得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帽儿山墓地历史文化
名称由来
帽儿山位于吉林市丰满区(原郊区)江南乡裕民村,因形似草帽而得名。
帽儿山墓地其他介绍
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分布面积约8平方千米,是汉代扶余国都城附近的大型墓地,已知墓葬约4000座,推测墓葬总数应数以万计,这些墓葬是从西汉晚期延续到西晋中期,历经了600年左右的时间。墓葬多土坑竖穴,为木椁与青膏泥加封土的汉式墓葬。出土有陶器、漆器、铜器、铁器和丝织品等。有少量岩穴墓和积石墓,后者为高句丽墓葬。墓地出土的马具等具有草原骑马民族的特征,可以看到扶余族与鲜卑、高句丽、东-民族的文化交流线索。附近有战国时期和汉代遗迹多处。1996年,帽儿山墓地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考证,西汉初年,秽貊族内的貊族部落,索离国王子东明,因不甘受排挤率众由嫩江下游南迁至现在松花江东岸东团山下的平原,与当地的土著涉人(秽貊族内的涉族人)结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夫余族,并于汉武帝原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乃于“南城子”(吉林市东团山南麓的平地城)建都,国号夫余。夫余是我国东北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时间长达600年。夫余与汉、魏、晋王朝有过长期的友好朝贡往来,并确立了臣属关系。
根据出土文物与史书相互印证,经过考古学家认真分析研究,确认帽儿山古墓群主要是汉、魏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夫余贵族与平民的墓地,也有少量汉代汉族人的墓地。帽儿山古墓群的发现,对于确认吉林市是夫余王国前期都城所在地、对研究东北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兴衰和当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俗以及中原文化的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从1989年到199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吉林市博物馆配合下,累计发掘各类墓葬200多座,出土各类遗物2000余件。随葬品中,有玉、石珠饰等装饰品以及铜器、铁器、陶器、金银器。墓中还出土有绢、帛一类丝织品残片和典型中原汉代器物,如日光镜、漆耳杯等。而新莽"货泉"币的出土,则说明相当一部分墓葬的年代已到东汉时期。从帽儿山主要的墓葬结构及出土兵器和陶器的种类看,与夫馀人的埋葬习俗和常用器物相吻合。夫馀首都的居民死后要葬在南面的山上,即所谓"尸之国南山"。这里所说的"国南山",应指夫馀王国王城南山。而帽儿山、龟盖山恰在"南城子"和龙潭山麓遗址的西南。帽儿山墓群的发现,不仅为夫馀前期王城的所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而且为研究吉林地区汉魏夫馀族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帽儿山墓地分布在吉林市江南乡的帽儿山、西山、南山和偏脸山的多处山岭坡地上,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从1985年在高压线架建施工中发现了帽儿山上的两座墓葬后,随后的十余年间,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5次探寻帽儿山墓地,挖掘162座墓葬,出土文物近2000件。经钻探与密度测算,推断帽儿山墓地的所有墓群加起来,至少有6000座墓葬,有可能还会超过1万座。
在所发掘的墓葬当中,南山墓群的6个发掘区相对集中于西坡和向东的山梁上,而南坡也有墓葬,但未做发掘,有的区域在长不足百米的小岗梁上,竟有上百座墓葬,分布密度较大。而帽儿山山顶和四坡都有墓葬存在,由此可推断,帽儿山应为墓地中心,其山顶的墓葬都是大型墓,可以看出,墓主身份的等级较高。同时,各墓群均有较长的连续使用的年代跨度,各个墓群都有不同形式的墓葬相互叠压和彼此打破现象。
此外,墓地周边还发现有多处年代相近的城址,其中山城有龙潭山城、东团山城和天太古城,平地城有东团山下的南城子、江北市区的土城子,以及龙潭山车站对面,构建于江畔台地上的官地古城。
山城上的城墙不能说明这里就是夫余国的王城,但是,大规模的墓葬,以及形形色色的墓葬形态,能够看出当年古城中人口集聚,而且比较繁盛,其中还居住着大量贵族。
这些墓葬是从西汉晚期延续到西晋中期,历经了600年左右的时间。
发掘出的遗物种类繁多见证了当时夫余文化发展水平。
经过几次发掘,帽儿山墓地出土了不少遗物,但比较凌乱,主要原因是墓葬全部被盗发过,成组套的随葬品基本上都不见了,发掘所获多为盗墓后的残留物,有的已经不在原来摆放的位置。
墓中的遗物种类很多,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玛瑙饰品、金银器、铜器、铁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共有近2000件,见证了夫余文化发展水平。这些现存的遗物中,饰品最多,其次为车马具、工具和兵器、容器和陶器。“其实,这些随葬品应该每座墓都有,但有些在盗发过程中被严重损毁,已无法修复。”王洪峰最大的遗憾,也是这些遗物经过扰动后,破损、残断的现象很多,这不仅破坏了墓葬及遗存的价值,更为整理和研究工作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装饰花纹砖
发掘的墓葬主要分为四类。发掘于墓圹或木棺(椁)中的陶器不多,有的只有数片,难以复原,仅修复了陶器29件,其中有壶和罐,但罐类内涵较杂,显然不是同一时代之物。但是采集到了25件,有一些还有印花,形状一般呈长方体,但背面小于正面,可能是模制时易于脱模的缘故。砖的侧面和背面多数还见模糊不清的方形或菱形坑点,推侧是出于砌筑时增加粘接强度的考虑。此类花纹种类较繁,构图也较多变化,砖坯大小厚薄相差悬殊,可见其用于装饰而非简单砌筑,但具体用途和镶砌部位不明。
金属器种类繁多
金银器作为装饰物件,在一些形制较大的墓葬中多有出土,种类也很丰富。其中管环所占数量比重较大,此外还有牌饰、镶嵌片饰等。出土的铁器锈蚀都非常严重,保存得不完整。从功用上看,大致有工具、兵器、车具、马具等,各个墓区都有分布。
而出自墓中的铜器就比较多,数量最大的是泡饰、环、钏及腕饰,其次为镳、軎、辖、铃等车具和带具,另外还有少量复、插、弩机等容器和工具,以及铜镜及其他饰件的残器。此时的铜器均为青铜,大多为铸造,有的铜泡表面鎏金。由于合金成分和器物厚薄不同,保存状况也不相同,一些细小的如环、扣锈蚀严重,而有些如镳、镜等都只稍有锈蚀,都保存较好。
大量琉璃和玛瑙
帽儿山墓地出土的石玉数量不多,种类也很简单,玉器都是坠饰,石器以可以随身携带的磨石为主,但是琉璃和玛瑙制成的珠饰却有大量发现。在已经发掘的墓葬中,几乎90%以上的墓中都可见到散落的珠饰,有的墓中甚至出有十几颗、上百颗,可见当时夫余国的人们对于珠饰的喜爱,此外,这些珠饰除了项、腕部的串饰外,有的也用于耳部。
在帽儿山山顶上挖掘的一个大型墓当中,就发现了500多颗碎裂散落的琉璃珠饰,复原后,是一串五彩缤纷的琉璃项链。这个墓的主人当年肯定是一名级别很高的武将,因为在那时候,能穿铁甲的,肯定是一名将领,而且这个墓是所挖掘的所有墓中最大的,地势还在山顶,证明主人的地位也非常高。
有罕见的丝织物出土
所挖掘的墓中还出土了27件丝织物。这些丝织物绝大部分出自西山墓群,还有一小部分出自南山墓群。经过专业单位鉴定,这些丝织物的种类有胡绸、绢、纱、锦绮等,上面的纹饰有墨画和刺绣,可以看出夫余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
“应该说,遗留下来帽儿山墓地的古代族群,虽不致‘金银玉帛尽送于死’,但也崇尚厚葬,决不草率。”而且,王洪峰说,从遗物的摆放位置看,随葬的陶或金属容器的放置不在棺椁之内,而是在棺上的一端。“由此看出,后世对先人长者有过追思和祭祀行为。”
在发掘过的162座墓中,西山Ⅰ区的18号墓,“这个墓中,出土的遗物是最多的。
1件瓷罐、6件陶罐、漆制耳杯、双连银贝饰,各种各样木芯包铜的马具等多种多样的遗物,18号墓中都有发掘,而且,出土的27件丝织物中,绝大部分也都是从这个墓中发现的。其中还有一张绢制、墨画的引魂图。”由此推断,18号墓的主人身份地位也比较高,生前有马,并且有一定的家财,发现大量的丝织品,以及图画,他生前可能是一名文官。
18号墓大批文物的出土,给考古队员们很大的鼓舞。“这类墓不只有这一座,在发掘过的162座墓中,有一半都是和18号相似的大墓。而且,这些大墓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山上。”昨日,他们动身奔赴帽儿山墓地,展开了他们的考古规划,“西山,是我们这次的主要发掘位置。很有可能在西山上发掘夫余王的墓葬。”
此外,本次考古行动,还将对龙潭山城、东团山城以及官地古城进行挖掘。通过一步步的挖掘与探寻,夫余国的王城所在地之谜将会日渐清晰。
“夫余国是最早的东北政权,《后汉书》中曾记载夫余国:‘自先世以来未尝破败’。但是夫余国的真实面目,却一直没有确切而详细的史料依据。”王洪峰说,现在,有关夫余国的史料记载比较薄弱,通过这次考古,将会向世人展现当年的夫余人经济文化水平。这次考古,不仅能证明夫余国王城所在地到底坐落在哪,更能极大地丰富我国关于夫余国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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