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渭桥遗址历史沿革

　　1967年11月，白家嘴村村民在村西南300余米处农田挖沙时发现唐开元九年（721年）《东渭桥记》碑残石以及人工雕凿之青石条、木桩、铁板、铁栓板、铁钉、开元通宝钱币等物，由是东渭桥遗址始被发现。

　　1978、198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根据村民提供线索，两次派员对东渭桥遗址进行调查。

　　1981年9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暨高陵县文化馆联合组建“陕西省唐东渭桥遗址考古发掘队”，先后由王仁波、罗宏才等主持钻探与发掘。至1983年8月主体遗址发掘结束。共计于桥址南部、中部、北部开挖探方24个，探沟2个，发掘面积为7834平方米。

　　自1981年9月开始以至1983年11月，发掘者以主体遗址为核心，曾相继向南、向北扩大调查、钻探面积。于桥址南端探出一条用天然圆石铺设的道路，残长约160米，残宽12~20米，略以东北、西南方向通向唐长安城。于桥址北端探出部分引桥痕迹、由于耿镇公路横穿引桥遗迹、兼之60年代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致桥址北端引桥遗迹受到一定破坏，其具体内涵与详细结构尚不十分明晰。根据调查、钻探资料，初步确定唐东渭桥遗址范围东至白家嘴村边，北至耿镇公路，西至蒜刘村与白家嘴村接壤处（以上在高陵县境内），南至马坊村（西安市灞桥区属）边，总面积约为20000平方米。根据田野发掘资料以及《唐六典》《初学记》等文献资料记载。可知唐东渭桥为南北向木柱木梁桥。初步确定桥长为548.8米、宽为11米。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人唐八家之一的清益僧网仁（794~864年）于唐开成五年（840年）八月率弟子、侍从自蒲津关南下赴长安时曾途经东渭桥，其《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道：“十九日，南行三十里，到京兆府操（栎）阳县断中，一（又）南行三十五里到高陵渭桥。水阔一里许，桥宽亦尔，镇临渭水。”所载东渭桥规模与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基本吻合。

东渭桥遗址历史文化

　　相关历史

　　关于唐东渭桥是承袭前代桥梁旧址重建，还是择地重建，历来在学界存有争议。按于渭水架设桥梁，始于秦汉。部分学者根据《史记?孝景本纪》：“五年（前152年）三月，作阳陵渭桥”，索隐：“渭桥在长安东北，通高陵路”之记载，或以为系指东渭桥起始，其实《史记》所载可能是指中渭桥，张永禄《汉代长安词典》固谓东渭桥：“在陕西西安市东北。建于东汉（174年）晚于中渭桥和西渭桥，为由长安台栎阳（今临潼县武屯南）必经之路。《唐六典》更载：“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门桥、中渭桥、东渭桥”，明确指出东渭桥。其具体地望，《雍录》记：“在万年县东四十里，为东渭桥。”大致去开元九年所建之东渭桥不远，或在后者之西，也未可知。如后者系旧址重建、何以《东渭桥记》碑只字不为文叙及，可见唐东渭桥当为择地重建。

　　关于唐东渭桥建成后的维修事宜，正史文献不见记载。但据《唐会要》卷八十六《桥梁》：“如岁月深久桥木烂坏，要以修理者，东右街使与京兆府计会其事，审报中书门下计料处”之记载，知其当是长安城附近之桥，盖由京兆府会同左右街使负责实施。至东渭桥者，依照前例应由京兆府会同高陵县官署予以修聋。

　　关于唐东渭桥之毁弃时间，依据广明元年（880年）大将朱温还曾电兵东渭桥等历史实例判断，当至晚应在五代以后。

东渭桥遗址遗址特点

　　东渭桥遗址发掘7834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自南向北依次东西向排列的木柱22排，总计418个，残高约在0.5至3米之间，分方形与圆形两种。通过对6个方形和圆形的木柱进行实地解剖分析，可知属方形木柱者均为掘挖坑穴后直接埋入；属圆形木柱者或将底部劈削成尖锥状夯打埋入，或效仿方形木柱直接挖坑埋入。所有木柱底部周围均填护圆形青石，以保持木柱的稳定性，从而有效的抵挡水流的冲击。根据木桩取样分析，其多属松、柏树种、以松木为大宗，可能采自秦岭山麓或渭北山地一带。在桥址南侧木桩下部，发现人工雕凿长方形青石条合砌之分水金刚墙4处，均已坍塌移位，几不辨形状。此种技法至晚在唐昭陵六骏刻石基座及唐乾陵陵山封石等建筑上已经使用，为有唐一代普遍使用的一种建筑牵连固定部件。

　　从整体发掘现场并结合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资料观察分析，唐东渭桥的修建过程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1.总结以往建桥经验，勘察河道确定桥址。2.鸠工备料，选择枯水季节打、埋桥桩。3.在桥桩底部围护圆石，以保持桥桩的稳固。4.在圆石基础上垒砌条石，以铁拴板、铁板固定卡接，作成燕尾形的分水金刚墙以缓解洪水对桥柱的冲力。5.在桥柱上架设大木横梁，以椰卯及各种铁钉连接固定。6.铺设桥面板并完成其他相关附属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