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旅游景点介绍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遗址发掘历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共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鉴、壶、簠、舟、鬲、盉、盘、甗等青铜容器35件，以及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饰件等随葬品，为研究煌煌800年的晋国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7年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进行了扩大发掘，基本确认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同时，发掘中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本次发掘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
2022年1月11日，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陶寺遗址文化特点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还出现了轮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较薄，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咋的陶相对于前期已经很少，绝大部分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陶纹饰除早期的绳纹以外，篮纹也成为了主要的纹饰，方格纹则已成为居绳纹、篮纹之后的纹饰；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扁壶一侧壶腹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颈，凸状钮施在户口盐商；罐、盆、豆等器口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从整个器群来看，这期遗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较多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就文化面貌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迹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两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
陶寺遗址文化地位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对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认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陶寺遗址所获荣誉
2021年10月，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1年10月12日，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陶寺遗址其他介绍
广袤富饶的山西晋南地区，地处黄河中游，东凭中条之峻，西依吕梁之险，南临黄河之堑，一条汾河纵贯，蕴育出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丁村人以降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更有“尧都平阳”、“夏墟”、“虞叔封唐”的传说，历来都集聚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数十万年悠悠岁月，在晋南大地上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陶寺城址就是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中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吸引着一辈又一辈的考古学家孜孜以求，辛勤探寻。
一、二十世纪的收获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处，汾河以东7公里，上个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是一个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协同临汾地区文化局，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陶寺文化得以确立，九座早期贵族大墓0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玉戚（圭）、玉壁、玉琮等都是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不仅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年代标尺，更使陶寺文化的文明曙光愈发夺目。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二、近年的收获
随着国内学术对夏文化讨论的日益深入，尽管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相渐远，但是1999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年），学术界的目光再次投向陶寺。陶寺中期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即北偏西45°。北墙与内道南墙之间长度约1800米，城内宽度约1500米，城内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另加上两道南墙之间的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我们在陶寺中期城址内东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2100年）。早期城址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早期场址的南部西小区是一片居住小区，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已探出面积稍大的夯土建筑多座，建筑结构简单，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这里的建筑相对周匝密集，房子周围垃圾坑、窖坑环绕，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级似乎不很高。但是，较大规模（300平方米）的基坑建筑方式、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表面处理、有最大的白灰面浅半地穴式单体房子或双连间房子、以及小区内垃圾坑里浮选出来足贵弥珍的大米粒等信息，都说明这里的居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更有可能是上层贵族。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是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我们在陶寺城址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天然生土台基地北部边缘、围壕IHG9的南岸清理出宫殿区附属建筑的夯土台阶IFJT2，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夯土台阶IFJT2面宽7.9、纵深7.5，南高5.8，北高0.6米，方向角130度。台阶顶部系用12块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垒砌建成。台阶表面残留“之”字形坡道，坡道20度，保留着较好的踩踏路面，从沟底盘桓上至台阶顶部，进入核心建筑区。IFJT2基坑的北端有一豁口，平面呈“ㄈ”形，口冲北偏西，与北部围壕IHG9内底界面上的两个东西向排列的夯土墩相互对应，可能用于搭木板小桥。两个桥头墩间距0.65、与豁口底高差约0.7米。桥墩边长0.3、高0.5米表面各有一个锅底形柱窝，用以立木柱。陶寺早期夯土台阶IFJT2在陶寺文化中期偏早废弃，被宫殿建筑垃圾所填埋，形成坡道，有一条路面，清理长7、残宽0.9-3、踩踏面厚0.02米。
此下，在清理北口覆盖在夯土台阶IFJT2之上的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口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丰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
面盆、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陶寺城址的宫殿区的确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时，宫殿区已不再作为宫殿区而存在，而被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同时还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宫殿区里，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汉I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最小个何等数总计约32个，以颅骨为多，骨盆和肢骨较少。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同一垃圾沟底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残害致死，并曾受到性摧残，阴部插着一件牛角。此沟出了大量的骨箭头，以三棱形为主，杀伤力强，残断者多见，另有一些骨针、骨锥、励石，应与骨器制作有关。
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窖穴区长约100米，宽约1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多数窖坑都有螺旋形坡道下至坑底，坑底呈锅底形部分坑底有几块大石头。大者窖坑边长10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400立方米；小者边长约5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100立方米。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只有小墓。
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厘米深入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Ⅱ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1件、玉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ⅡM22棺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宽1.2、残高0.16.-0.3、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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